哗啦啦的水声,是夜晚厨房里最轻柔的伴奏，女儿站在洗碗池前，白色的泡沫簇拥着青花瓷碗的边缘，她微微弓着背，神情专注，仿佛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父亲就坐在她身后几步远的旧藤椅上，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捧着一本边角磨损的《新华字典》，厨房暖黄的灯光，将这一前一后两个身影，温柔地拓印在时光的底片上，父亲清了清嗓子，用他那带着顽固乡音、却努力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开始念：“今——天——我——们——学——‘绵延’。”
这个场景,几乎是我家每晚的固定剧目，母亲去世得早，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我上初中后，课业里的“普通话”要求，成了父亲心头一件郑重无比的大事，他说：“囡囡以后要走出去的，话要说清楚，字要读准确。”这位在车间与机器轰鸣声里度过大半辈子、方言根深蒂固的老钳工，为自己揽下了一桩新活计——做我的“国语陪练”，陪练的课堂，常常就在我洗碗的时候，他说，手上有活，耳朵闲着，正好学习。
父亲的“教学”是笨拙而固执的，他依赖那本比我年纪还大的字典，像依赖一份不会出错的图纸，他会为一个字的读音，反复比对注释后的拼音，嘴唇无声地翕动，眉心蹙成“川”字，然后才郑重地念出来，他的发音并不标准，前鼻音后鼻音时常打架，“热”和“乐”总也分不清，我有时听着，会忍不住“噗嗤”笑出来，转过头，看见灯光下他花白的鬓角，和镜片后那无比认真的眼神，笑意便瞬间化作鼻尖一丝微酸。
水流温润,碗碟清脆，父亲的声音，混着哗哗的水声，流淌在小小的厨房里，他不只教字音，更爱拆解字义。“你看这个‘绵延’，丝字旁，像蚕丝一样，细长不断，咱家后面那座山，一道连一道，那就是‘绵延’。”他说到“家园”，会停下筷子，指着我们这间老房子：“有房，有人，心里装着这个地方，园’，字啊，里边住着老祖宗的道理。”这些时刻，洗碗不再是家务，而像一场安静的洗礼，油污被水流冲去，而一些更清澈、更厚重的东西，正随着父亲一字一顿的国语，渗进我的心里。
我曾一度不解,甚至有些不耐烦，我觉得学校老师教得更系统，普通话测试也有辅导材料，父亲这磕磕绊绊的“加练”，似乎多此一举，直到那个周末的下午。
我在书房整理旧物,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沓厚厚的、微微泛黄的纸，那是父亲几十年前的笔记，有厂里机床的操作规程，他工工整整抄录的，关键处还用红笔标出；有母亲怀孕时，他记下的饮食注意事项，字迹小心翼翼；最多的是我出生后，他记录的育儿点滴：“三月五日，囡囡会笑，声音像铃铛。”“七月十二日，叫第一声‘爸爸’，音不准，但心化。”笔迹从早期的稚嫩生涩，到后来的稳重流畅，最后一页，是近期的，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普通话易错字词的注音和辨析，有些地方用橡皮擦了又写，纸面都起了毛边。
我拿着那沓纸,怔在原地，忽然就全明白了，对于父亲来说，学说国语，从来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我的发音，那是他选择的，一种最郑重其事的方式，试图走进他想象中女儿将要奔赴的、更广阔的未来世界，他无法在数理题目上辅导我，也无法理解青春期的烦恼，他笨拙地捧起了字典，试图从我们共同使用的语言之门进入，为我清扫掉一点他想象中的“障碍”，哪怕只是一点点口音上的“障碍”，洗碗池旁的每一分钟，他输出的不只是词汇，是一个父亲，用他所能攀爬到的最高认知，在为他即将远航的孩子，默默加固语言的舟楫。
水流依旧,碗已洗净，摞得整整齐齐，泛着洁净的光泽，父亲合上字典，满足地叹了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重大工程，他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不是检查我洗得是否干净，而是用他那双粗糙的、曾经操控冰冷钢铁的大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只说了一句：“我囡囡念书，肯定行。”
那一刻,我背对着他，眼泪毫无征兆地跌进水池，混入最后一点流走的泡沫里，悄无声息，我终于听懂了，那带着乡音的、磕磕绊绊的国语，是他沉默的山海，洗碗池的水声哗哗，冲走的是日常的琐屑与尘埃，而父亲在身后一字一句构筑的，是一个家最坚实、最绵延的文化根基，这根基不在宏大的叙事里，就藏在“绵延”、“家园”这些平凡的词汇中，藏在哗哗水声与一字一顿的交响里，成为我一生都不会遗失的、最温润的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