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名为《牲口》（英文片名“Beast”）的电影在戛纳电影节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故事设定在一个被神秘、狂暴动物所包围的封闭小镇，表面是生态惊悚，内里却层层剖开一个被压抑到极致的社区内部，人性如何在恐惧、猜忌与权力倾轧中，一步步滑向比野兽更狰狞的境地，记者会上，导演平静地说：“我们拍的不是怪物，是人，或者说，是人心中那头一直被圈养，却始终未曾驯服的怪物。”这句话，恰好点破了“人与畜生”这一电影母题的核心——它从来不是生物学的分野,而是一场关于我们自身内在深渊的永恒凝视。
《牲口》中最令人脊背发凉的，或许不是窗外游荡的阴影，而是室内逐渐崩坏的人伦，在资源断绝、信息孤岛的高压之下，彬彬有礼的伪装最先剥落，邻里间的互助演变为对物资的窥伺与争夺，往日的小嫌隙膨胀为你死我活的指控，电影中有一幕极具象征意义：众人为了安全挤在地下室，昏暗的光线下，一张张人脸在猜忌中扭曲，呼吸沉重，眼神中闪烁的不再是理性，而是某种困兽般的本能与疯狂，演员的表演被要求呈现一种“动物性”——警惕的竖耳、抽动的鼻翼、从喉咙深处滚出的低吼，这暗示着，所谓文明的秩序如此脆弱，只需推倒一面墙，放出我们心中对生存的绝对焦虑，那个被称作“人”的构造，便可能迅速退行，暴露出与“畜生”无异的基底：纯粹的自利、暴力的冲动、对群体内部“异类”的排挤与撕咬。
这并非新鲜的发现，却是历久弥新的恐惧，电影史宛如一条探测人性深度的绳索，而“人畜之界”一直是其中最紧绷、也最敏感的一段，从表现主义杰作《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中，被权威催眠、如同梦游般行凶的傀儡，到《飞越疯人院》里，在制度化规训下，“病人”的鲜活人性被剥夺，沦为沉默或被视作狂躁的“动物”；从《现代启示录》里，沿湄公河逆流而上，目睹战争如何将“文明战士”蜕变为涂抹油彩、奉行献祭的原始部落首领，到《狗牙》中，父母用扭曲的教化将子女驯养成对外界一无所知、行为模式诡异的“家庭宠物”，这些影片都在反复诘问：使人成为“人”的，究竟是内在不可剥夺的神性（或理性），还是一套脆弱的外部规训与叙事？当后者崩塌,前者是否真的存在？
这类电影往往充当着时代焦虑的显微镜。《牲口》的背景设定，不难让人联想到后疫情时代某种普通的心理创伤：对未知病毒的恐惧、社交隔离的压抑、对他人可能成为传染源的潜在敌意，以及全球性危机下暴露的资源分配矛盾与信任危机，电影将这种弥散性的焦虑，凝练成一个极端的情境和可见的“野兽”形象，而更早的影片，则对应着各自的时代伤痕：冷战核阴影下的异化、现代都市中个体的孤独与原子化、科技理性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扭曲。“畜生”意象，于是成为所有被压抑物、被排斥物、被恐惧物的总称，它既是外部的威胁，更是内部不愿直面的暗面，通过将内在的混乱外化为一个可怖的“它者”（野兽、怪物、狂人），我们似乎能获得短暂的安全感，但电影最残酷的启示在于：那个需要被正视、被安抚的怪物，往往就蛰伏在观者的内心，在每一次基于恐惧的排他、每一次理性退让于本能、每一次将同类“非人化”的瞬间,悄然抬头。
伟大的“人与畜生”电影，从不提供简单的答案，它不褒扬人性，也不贬斥兽性，它更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划开文明温情的皮肤，让我们看到其下交织的、复杂的神经与血管——那里有共情、牺牲、创造的神性光芒，也有自私、残忍、随波逐流的动物性暗流，它迫使观众与自己对话：我的文明外衣有多厚？在怎样的压力下，我会听到内心牢笼的锁链发出响声？我们构建法律、伦理、艺术，这一切宏伟的努力，究竟是在驯服野兽，还是在为我们内心的野兽，建造一座更为华丽、也更易自欺的囚笼？
《牲口》的结尾意味深长，威胁并未完全消失，但幸存者们走出了封闭的空间，面对疮痍的世界和初升的、并不温暖的太阳，他们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巨大的疲惫和一丝茫然的清醒，野兽在林中，野兽也在身后，电影落幕，我们走出影院，城市的霓虹依旧，人潮井然，但某个瞬间，地铁车厢里拥挤的沉默，网络上汹涌的匿名恶意，竞争中对他人处境的漠然，是否也会让你恍惚间瞥见，那一片我们共同承载的、文明表皮之下，从未真正平静的原始荒原？这或许就是这类电影留给我们的，最持久的叩问：认识心中的野兽，或许才是保持人性,那漫长而艰辛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