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尽头的老宅,近来总是早早地亮起一盏孤灯，邻居们走过那扇油亮的木门时，脚步会不自觉地放轻，眼神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混合着怜悯与好奇的窥探，屋主是陈老太，九十有三了，最近半个月，她开始做一件让整条巷子的人都隐隐不安的事：每天傍晚，天色将暗未暗时，她便会搬一张老藤椅，稳稳地放在自家门槛内一步之遥的地方，然后慢慢地坐下，面朝门外逐渐深邃的暮色，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直到夜色完全吞没巷子的轮廓。
起初,人们以为她只是乘凉，可很快，细心的邻居便发觉了异常，她不摇扇子，不跟路过的人多搭话，甚至很少转动她那双深陷却依然清亮的眼睛，她只是坐着，双手交叠在膝上，腰板挺得不像耄耋老人，神情是一种近乎肃穆的平静，仿佛在等待一趟绝不会误点的列车，又仿佛在聆听我们凡俗耳朵无法捕捉的、来自远方的钟声。
“怕不是……在等‘那个’吧？”碎嘴的婆子们在菜场里交换着眼神，声音压得极低，那个禁忌的词在舌尖滚了滚，终究没吐出来，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她在等死神，流言像檐角滑下的雨水，悄无声息地渗开，人们再看那盏孤灯下的剪影时，便觉蒙上了一层森然的薄纱，孩子们被叮嘱绕道走，连最闹腾的野猫，经过那里时也会骤然收声，竖起尾巴匆匆溜过。
巷子里的空气,因这沉默的等待而变得有些凝滞，善意一些的，嘀咕着老人怕是糊涂了，或是太寂寞，刻薄一些的，则揣测这是不是一种不祥的“召唤”，当我因一次偶然的送物，踏入那间老宅后，看到的景象却与坊间的想象大相径庭。
屋里没有半点颓败的“死气”，相反，一切都井然有序，洁净得发亮，八仙桌上，一套粗瓷茶具洗得釉色温润，旁边一本翻旧的《千家诗》，用镇纸压着，旧式五斗橱上，老照片一尘不染，里面穿着旗袍的少女眉眼如画，窗台上，一盆泥瓦罐里的太阳花，正开得没心没肺，炽烈金黄，空气里有极淡的、阳光晒过木头的味道，还有一种宁静的、属于生命本身的芬芳。
陈老太见我进来,缓缓转过头，脸上并无被打扰的不悦，反而露出一丝极浅的笑，示意我坐下，她没有谈自己“等待”的事，只是絮絮地，用含混却清晰的嗓音，说起窗台上那盆花，是五十年前老伴从乡下带回来的；说起某张照片拍摄的春日，江水如何绿得像翡翠；说起诗集里某一句，她年轻时特别喜欢，她的叙述里没有伤逝的悲切，只有一种珍重的、如数家珍的平和。
那一刻,我忽然洞悉了那个惊世骇俗的误解。
我们这些活在喧嚣中生、忌讳谈论死的旁人，凭着对衰老与死亡肤浅的恐惧，便一厢情愿地将她的姿态解读为“被动地等待终结”，我们用“死神”这个狰狞的外来者形象，来附会她那我们无法理解的安宁，我们认为那盏灯是引路的磷火，那沉默是恐惧的失语。
但我们错了,大错特错。
她并非在等待一个来自外界的、名为“死亡”的掠夺者，她是在进行一场隆重而私密的、生命内部的移交仪式，藤椅是她仪式的主座，暮色是她选定的圣坛，她在利用每个黄昏，从容地、有条不紊地将“生”的权柄，交还给天地自然，她一点一点地，将视觉归还给渐浓的夜色，将听觉归还给遥远的市声与虫鸣，将记忆归还给屋里的旧物与光影，将生命的重量，归还给身下这把承载了一生时光的藤椅。
这不是消极的等候,而是主动的完成，她不是在等死神降临，她是在目送自己的一生，平静地汇入时间无垠的河流，她那挺直的腰背，不是面对外敌的紧张，而是维持生命最后的尊严与仪态；她那平静的目光，不是空洞的茫然，而是览尽繁华后的透彻与安然，她在做的，是核对人生的最终清单，确保每一份悲喜都已被安放妥当，每一缕牵挂都已释然，她是自己人生终章的唯一作者与朗读者，在寂静中，为这部厚重的书卷画上一个圆满的、有准备的句号。
而我们,巷子里的芸芸众生，依然在热火朝天地“生”着，我们争夺，我们焦虑，我们拼命地堆积，恐惧着那个必然终点的任何一丝征兆，我们将“善终”理解为医院里仪器的平稳线条，或是儿孙绕床的喧闹哭泣，我们无法理解，一个人竟可以如此清醒、如此体面、如此富有主权地，安排自己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方式。
昨夜又经过巷口,那盏灯依旧亮着，藤椅上的身影依旧如雕塑般静默，我不再感到丝毫寒意或诡谲，我仿佛看见，她周身正散发着一种极柔和的光，那不是灯光，是一种由内向外的、生命完满自足的光辉，她与屋外的黑暗，并非对峙，而是正在达成一种深邃的和解，一种永恒的默契。
原来,最顶级的生命艺术，并非如何躲避那场最终的谢幕，而是如何清醒地、从容地选好自己的离场姿态，在幕布落下前，整理好衣衫，回顾一眼曾照亮过自己的灯光，坦然转身，步入那一片我们终将前往的、宁静的黑暗，她在享受的，正是这最后、也最彻底的自主，所谓“死神”，或许只是我们这些旁观者，心中恐惧投射出的一个虚幻阴影，而在智者那里，生命的圆融自成宇宙，无需外界鬼神来画上句点，那最终的安宁，是她自己赋予自己的，最隆重的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