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独自坐在租房的电脑前，被甲方第五次驳回的策划案耗干了最后一丝耐心，胃里空得发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无意识地滑动，直到停在一张照片上——一盘冒着热气的蒜蓉粉丝生蚝，蚝肉肥美，粉色的边缘在灯光下闪着润泽的光，底下铺着的粉丝吸饱了汤汁，照片是我姐傍晚发在家庭群的，配文：“今天的蚝特别靓。”
几乎是同时,聊天框弹出一条新消息，来自姐姐：“又熬夜？给你留了生蚝，在冰箱下层，自己热一下，粉丝我多放了一把。”
我愣愣地看着这句话,鼻腔忽然一阵酸涩，记忆的闸门被“粉丝”这个关键词“咔哒”一声撬开，汹涌而出的，不是海鲜的咸香，而是一股陈旧纸张与彩色铅笔混合的、独属于童年的味道，我想起的，是另一种“粉”——姐姐画漫画的粉色颜料。
小时候,我们家在内陆小镇，生蚝是稀罕物，只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可能出现，但我对“蚝”最初的认知，却来自姐姐的漫画，她大我五岁，是方圆几里最有“艺术气质”的孩子，她的课本空白处、废作业本的背面，都是她的王国，我最爱缠着她画“海底世界”。
“海是什么样的？”我趴在她的小书桌边问。 “蓝色的，很大很大，望不到边。”她咬着铅笔头，想了想，又抽出一支粉色的彩铅，“海里还有好吃的，…生蚝。” “生蚝是什么？” “嗯……就是一种贝壳，住在礁石上，里面有好吃的肉。” “那它是什么颜色？” 姐姐犯了难，我们谁都没见过，她盯着手里的粉色彩铅，忽然眼睛一亮：“大概是……粉色的吧！对，粉粉嫩嫩的，像……”她瞥见我手里攥着的、快化掉的草莓味水果糖，“像这个糖纸的颜色！一定很好吃！”
在我的童年海底,就出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粉红色的生蚝，姐姐用细致的笔触画它层层叠叠的硬壳，再用柔和的粉色填充肥美的软体，旁边必定要配上几缕弯曲的、代表“鲜甜之气”的波浪线，她还会在生蚝旁边画一个小人，用夸张的星星眼和流下的口水表达我的渴望，她说：“等姐姐以后赚钱了，带你去海边，吃一打！不，吃一百打！”
那是她为我构建的、关于美味与远方的全部浪漫想象，粉色，是童年匮乏里，她用想象力为我点亮的、最梦幻的补偿色。
后来,姐姐没有成为漫画家，像大多数小镇青年一样，她按部就班地读书、工作，画笔渐渐被报表和方案取代，我则离家越来越远，在陌生的城市里，见识过真正的、灰色的、裹着泥浆的蚝壳，也吃过各种做法的生蚝——炭烤的、芝士焗的、刺身的，它们都很美味，带着真实的、粗粝的海的味道，我一度以为，那个粉色生蚝的童话，早已和褪色的彩铅画一起，被封存在了老家书柜的底层。
直到此刻。
我打开冰箱,找到那个小小的保鲜盒，生蚝已经凉了，但粉丝依旧晶莹，我把它放进微波炉，加热的“叮”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端出来，顾不上烫，夹起一筷吸饱蚝汁的粉丝送入口中，刹那间，极致的鲜、蒜蓉的香、一丝恰到好处的辣，在味蕾上轰然炸开，那是一种扎实的、温暖的、充满烟火气的慰藉。
但更奇异的感受随之而来,那股熟悉的、浓郁的鲜味，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打开了我脑海深处另一个上锁的抽屉，我仿佛真的“尝”到了，许多年前，那个趴在书桌边的小男孩，对着画纸上粉色生蚝时，心里虚构出的、那种极致鲜甜的滋味，真实的味道与记忆的想象，在此刻完美重叠。
原来,姐姐从未停止她的“创作”，只是她的画布，从纸张换成了生活的锅灶；她的颜料，从彩铅变成了油盐酱醋、生鲜时蔬，她用一顿顿家常饭菜，继续为我勾勒温暖的线条，填充安稳的色彩，那盒深夜为我留的粉丝生蚝，和当年画纸上粉色的贝壳一样，都是她无声的、持续发出的“确认”信号——我在乎你，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我慢慢吃完那份生蚝,连同每一根粉丝，我拿起手机，点开姐姐的对话框，我想说很多，关于童年的画，关于今天的蚝，关于这些年她从未说出口的牵挂。
我只发过去一句话： “姐，你留的生蚝，比我见过的所有海，都要好看。”
几乎是秒回,一个得意的卡通表情跳了出来：“那当然，独家秘方，快吃完去睡觉！” 紧接着，又发来一张图片，那是一张用手机拍下的、略显模糊的旧画纸，纸上，一个歪歪扭扭的小男孩，正对着一只硕大的、粉红色的生蚝流口水，画纸的右下角，有一行如今已淡去的、幼稚的铅笔字：“给馋猫弟弟。”
我望着那张穿越时光而来的画,忽然笑了，眼泪却流进嘴角，和方才生蚝的余鲜混在一起，咸涩，却回甘。
我终于明白,爱从来不是宏大的史诗，它是我饥饿时触手可及的一盒粉丝生蚝，是童年幻想中一只永不褪色的粉色贝壳，是姐姐在生活洪流中，固执地为我留存的一小块干净画布，她以生活为笔，以岁月为色，不画波澜壮阔，只细细描摹我每一个归来的港湾。
那幅关于粉色生蚝的漫画,她画了半生，而我也用尽味蕾与时光，终于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