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城市的脉络在霓虹与阴影间明灭，1992年的风，吹过正在苏醒的中国大地，带着试探的温度，也带着某种隐秘的冲动，在那个私人电话尚属奢侈、互联网远在天边的年代，信息的传递依赖口耳、纸张，以及一种更为原始却滚烫的渴望——面对面的聚集，在东南沿海某个急速膨胀的工业城市边缘，一个代号“利福社”的午夜聚会，像暗夜里偶然擦亮的一根火柴，微弱、短暂,却照见过一小群人脸庞上真实的光芒。
它没有固定地址，没有规章章程，所谓“利福社”，不过是几个在工厂流水线轰鸣后耳鸣未消的年轻人，几个在体制内感到气闷的文艺青年，以及几个游走在街头巷尾、目光好奇的“社会青年”之间，心照不宣的暗号，聚会地点，有时是某位兄长老乡租住的、弥漫着霉味与烟味的小单间；有时是濒临拆迁、水电时断的旧民居天台；更冒险时，是郊外废弃仓库的一隅，听得见野狗吠叫与风声呜咽，时间，总在午夜之后，当白日的秩序与喧嚣暂时退潮，属于他们的“地下时间”才开始流淌。
这里流通的货币不是金钱，而是话语、诗歌、音乐，以及沉默。 有人带来被翻烂的《朦胧诗选》，用带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磕磕绊绊地念着北岛或海子的句子，“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每一个字都像从胸腔里艰难掘出，有人抱着红棉牌吉他，弦已生锈，却固执地拨弄着 Beyond 的旋律，或是自己胡乱拼凑的调子，歌词里写满对远方和爱情的粗粝想象，有人则只是沉默地坐着，猛吸着劣质香烟，听着，眼睛在昏暗的灯光（常是一盏临时拉线的白炽灯）下闪着光，他们谈论的话题漫无边际：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到车间主任的苛刻，从罗大佑新歌里的苍凉到老家田地的收成,从国家大事的宏伟叙事到个人前途的迷茫如雾。
“利福社”的“利”与“福”，并非世俗的功利与祝福。 在发起者之一——一个笔名“老K”的机修工——的醉后呓语中，它被解释为“利在当下，福在呼吸”，意指在这被挤压的时空缝隙里，获取片刻精神上的“利落”与“痛快”，感受自己作为一个鲜活个体仍在“呼吸”、仍在思考的“福分”，这是一种微小而叛逆的自我确认，在白昼，他们是螺丝钉，是流水线上的一个动作，是介绍信上的一个名字，但在这里，在午夜氤氲的空气里，他们是诗人（哪怕只写一首），是歌者（哪怕只唱给自己听），是辩手（哪怕逻辑混乱），是摆脱了社会标签的、赤裸的灵魂。 常常潦草收场，可能因为一首过于激昂的歌唱引来了巡逻民警的敲门盘问，大家作鸟兽散；可能因为某个成员明天要上早班，不得不率先离场；更多时候，是直到东方既白，话题在疲惫中自然枯竭，各自融入渐起的市声，回到属于自己的轨道，没有记录，没有照片，没有日后可供追忆的实物凭证，一切交谈、歌声、争辩、沉默,都随着晨雾消散在1992年那些特定的夜晚。
为何要提及这粒早已湮没在时代洪流中的尘埃？
因为它是一个标本，一份关于前互联网时代，中国城市青年亚文化自发萌动的、原始而珍贵的样本，在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生活的逼仄现实之间，总有一些缝隙需要填补，总有一些能量需要释放。“利福社”式的聚集，便是这种填补与释放的野生形态，它不追求意义，不谋划未来，仅仅提供 “在场”的慰藉，它证明，即使在物质与信息相对贫瘠的年代，精神的渴求与表达的欲望，也会如野草般找到破土而出的路径，那种面对面的温度，眼神的交换，语言在空气中直接碰撞产生的火花,是后来网络社群中再高效的即时通讯也无法完全复制的体验。
它的消散也颇具时代隐喻，随着九十年代中后期经济浪潮更加汹涌，个人奋斗的路径逐渐清晰（无论成败），电视文化的普及，以及不久后互联网的悄然登陆，人们分散了注意力，找到了新的出口与寄托，那种需要冒着夜色、聚集在物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以求精神共鸣的强烈冲动，渐渐褪色。“利福社”的成员们，或许有人南下经商成了小老板，有人苦读拿到了文凭跳出了车间，有人回归了寻常生活，那个共同的暗号,最终沉入记忆河床的底部。
在今天我们被海量信息淹没、社交账号无数却常感孤独、线上热闹非凡线下缄默无言的时代，回望1992年那个简陋的“午夜利福社”，竟有一丝遥远的暖意，它提醒我们，人类的联结，有一种最本初的形态：放下白日面具，在信任的阴影里，分享脆弱、天真与毫无功利的热爱，它的价值不在于产出了什么文化成果，而在于它本身——那是一个用短暂相遇抵抗漫长庸常的仪式，是一群平凡灵魂在特定历史瞬间，为自己举行的、寂静而轰动的加冕礼。
1992年的午夜，没有利福，只有一群年轻人，在巨大的、沉默的时代转型机器旁，小心翼翼地、尽情地做了一会儿自己，天亮了，他们拍拍尘土，走向各自或明亮或黯淡的明天，把那个野草般的夜晚，留给了风，留给了逐渐模糊的记忆，也留给了后来者对那个年代精神地貌的、一声轻轻叹息般的追索，这声叹息，穿过三十余年的时光，或许正是对我们当下某种缺失的、无意识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