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总在下午三点准时出现在街角长椅上的兔子先生,已经消失很久了。
起初谁也没在意，戴着褪色礼帽、拄着樱桃木手杖的他，不过是这条街上一个安静的注脚，像行道树投下的影子一样理所当然，他会从绣着三叶草的口袋里掏出怀表，不紧不慢地核对时间，然后朝每一个路过的人——无论孩子还是疲累的上班族——轻轻抬一抬帽檐，你甚至记不清他是否真的开口说过什么，但心里某个皱巴巴的角落,仿佛就被那无声的问候熨帖了一下。
直到接连几个晴朗的午后，长椅上只落下梧桐叶和明晃晃的阳光，人们才后知后觉地相互问询：那位兔子先生呢？
有人猜测他搬去了乡下，毕竟，这样一位穿着复古马甲、仿佛从旧童话书里走出来的绅士，与玻璃幕墙日益锋利的城市，的确显得日渐格格不入，他的时间似乎永远流淌得比我们的慢一拍，当世界被切成以秒计算的碎片，他的怀表依然度量着某种更绵长、更完整的东西，他消失的角落，如今被共享单车的海洋填满，被外卖骑手急促的铃声划破，那种需要停下脚步、微微颔首的旧式礼节，连同他一起，似乎被这座城市加速的代谢率,给无声地淘汰了。
但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他的消失，不像一次搬迁，更像一次静默的罢工。
我们似乎集体陷入了某种“存在的加速”，像穿上了停不下来的红舞鞋，在数据的洪流、绩效的鞭策与社交镜像的围剿中疯狂旋转，我们精准地管理每一分钟，却弄丢了时间的质感；我们急切地连接整个世界，却在喧嚣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兔子先生的午后仪式，曾是一种微弱的“减速力”，一个无需消费、不产出任何KPI的停顿符号，他提醒我们，生活里有些价值，存在于“无用”的注视与等待中，当他离去，这个温柔的休止符被擦去了,街角的节奏只剩下单调而急促的忙音。
或许，兔子先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某个部分的寓言，那个部分渴望闲暇，渴望无目的的观察，渴望一种不被打扰的、完整的自我时序，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独处的能力”，指的是在他人陪伴下仍能保持自我感的心境，而现代人更普遍的困境，恐怕是“与自己相处的能力”的丧失，我们害怕空白，用信息与娱乐填满所有缝隙，内心里那位能够安然独坐、享受寂静的“兔子先生”,便率先逃走了。
想起前几日地铁上的一幕：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指着窗外掠过的广告牌，兴奋地对妈妈说：“看！兔子！”母亲头也没抬，指尖在屏幕上快速滑动：“哪里有兔子？快坐好，别挡着别人。”孩子眼中的光黯了下去，那个瞬间，我仿佛看见又一位“兔子先生”，在成人的实用主义逻辑面前,悄然失踪。
我们弄丢的，岂止是一位街角的绅士？我们弄丢了一种柔软的目光，一种对生活本身而非其功利价值的注视，兔子先生或许从未离开，他只是躲进了我们日渐荒芜的感知力与想象力的背面，等待着被重新“看见”的邀请。
该如何寻回他？或许，可以从制造一个“兔子时刻”开始，每天，像他核对怀表一样，给自己一个绝对的、不被打断的三分钟，不刷手机，不思考待办事项，只是看看云如何飘散，听听远处模糊的市声，感受呼吸在胸腔里的起伏，在这片刻里，不做任何“有用”的事，只做一件“存在”的事，这是对内心兔子先生的轻声呼唤，是对我们自身被工具理性所劫持的人性,一次微小的赎回。
长椅或许会空着，但寻找兔子先生的旅程，本身就是意义所在，当我们开始练习停下，练习无用的凝视，练习在效率的暴政中守护一片内心的旷野，那位戴着礼帽的绅士，或许就会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重新对我们抬一抬帽檐，那时我们将明白，他从未真正离开，他只是隐居在了我们找回缓慢、珍视停顿的能力里。
街角的梧桐叶落了又生，我依然会在路过时，朝那张空长椅微微颔首，因为我相信，有些消失，是为了更郑重的归来；有些等待，本身就已让时间,重新变得丰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