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崽崽，吃饭啦！”厨房里飘出妈妈带着乡音的呼唤，最后一个“啦”字拖得又软又长，像一块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年糕，这声呼唤，是我生命里最固执的导航，无论我在这钢筋水泥的迷宫里绕多远，都能被它准确无误地领回原点，在我儿子出生前，我以为“崽崽”这个带着泥土气和奶香味的词，是我独享的、通往童年的秘密通道。
直到那个皱巴巴的小生命躺进我怀里,我才发现，这条通道的尽头，原来站着我的未来。
我像复读机一样,笨拙地重复着母亲当年的语调：“崽崽，看这里。”“崽崽，笑一个。”可从我嘴里发出的“崽崽”，总有些干涩，像忘了加糖的豆浆，缺了那层醇厚的包浆，它是我从记忆仓库里临时借来的道具，而非从我生命土壤里自然生长的语言。
真正的“水土不服”，发生在儿子学说话之后，他像一块高效的海绵，迅速吸干了早教机里的标准普通话，吐出一个个清晰却冰冷的音节，他会指着绘本说“汽车”，而不是我小时候脱口而出的“嘟嘟车”；他说“蜻蜓”，而不是外婆嘴里那只摇曳的“洋咪咪”，我试图“纠正”他，教他那些让我倍感亲切的土话，他却睁着无辜的大眼睛，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妈妈，老师说，那不标准。”
我竟一时语塞,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在我和我的“崽崽”之间，隔着的或许不是代沟，而是一场静默的语言迁徙，我那带着泥土芬芳的来路，似乎无法铺就他驶向未来的轨道。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儿子的太爷爷，我的爷爷，从乡下来小住，老爷子耳朵背了，腰弯了，但一口土话依然硬朗得像老榕树的根须，起初，儿子对这个满口“怪话”的太爷爷有点怯生，直到那天，一只红蜻蜓停在阳台栏杆上。
儿子兴奋地指着：“妈妈，蜻蜓！” 爷爷眯着眼瞅了瞅，咧嘴一笑，露出稀疏的牙：“嗬，是只洋咪咪啊。” “洋……咪咪？”儿子好奇地重复。 “对啊，”爷爷把他抱到膝上，声音沙哑而温柔，“你看它的翅膀，亮闪闪的，像不像洋货玻璃纸？飞起来‘咪咪咪’没声音，就叫洋咪咪。”
那一刻,阳光斜照在爷爷古铜色的脸上，他浑浊的眼里有光在跳跃，儿子依偎在他怀里，小声地、一遍遍念着这个新奇的名字：“洋咪咪，洋咪咪……”那个画面，像一部老电影的定格，我忽然懂了，“崽崽”从来不是字典里的一个词，它是被抱在怀里的温度，是夕阳下拉长的身影，是老祖父用乡音为一只蜻蜓施下的、小小的魔法，它无法被“教授”，只能在血脉的浸润和时光的共处中，“传染”。
从那天起,儿子仿佛拿到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密码，他开始缠着太爷爷，像个小考古学家，挖掘那些古怪发音背后的宝藏，他知道了萤火虫不叫萤火虫，叫“亮火虫”，因为爷爷说它们提着小灯笼；知道了蚯蚓叫“虫线”，因为下雨天它们像细细的线从土里钻出来；知道了膝盖叫“克膝头儿”，因为爷爷笑着磕了磕自己的膝盖：“你看，硬邦邦的，像不像个小石头？”
我们的家,变成了一个热闹的“方言实验室”，儿子乐此不疲地在普通话和太爷爷的土话之间切换，并试图充当我的翻译，最让我鼻尖一酸的，是一天晚饭后，儿子玩累了，揉着眼睛，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张开手臂，用刚刚从太爷爷那里学来的、还带着稚嫩模仿痕迹的腔调嘟囔：“妈妈，打盹困了，抱抱。”
我愣住了。“打盹困”，这三个字像一把生了锈却精准无比的钥匙，“咔哒”一声打开了我记忆最深处的箱子，我仿佛瞬间被拉回三十年前，那个同样困倦的夏日午后，我也是这样蹭在母亲腿边，用含混的乡音诉说睡意，我俯身，紧紧抱住我的“崽崽”，把脸埋在他带着奶香和汗味的颈窝里，用力地点点头：“好，崽崽，妈妈抱。”
就在那一抱里,隔阂消融了，我明白了，我在乎的，从来不是他能否说一口地道的方言，我在乎的，是那些音节里所承载的、我与我的来处之间的全部温情与记忆，能否借由这个小小的生命，得以续存，我无法把我的整个童年、整个故乡都搬给他，但我至少可以，把那些最珍贵的“代码”传递给他，当他未来在某个疲惫的黄昏，脱口而出“打盹困”时，他会记起的，不是这个词本身，而是太爷爷沙哑的故事，是妈妈此刻温暖的怀抱，是所有爱他的人的体温与气息。
昨天,我带儿子去公园，又见蜻蜓飞过，他忽然仰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然后用一种宣告重大发现般的语气说：“妈妈，快看，洋咪咪！”
我蹲下来,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夕阳给那只蜻蜓的翅膀镀上了金边，它轻盈地停在一片草叶上，一如多年前停在我故乡的田埂边，我摸摸儿子的头，用我母亲当年呼唤我的、那粘稠而温柔的乡音轻轻回应：
“是啊，崽崽，是洋咪咪。”
那只蜻蜓振翅飞走了,飞向漫天霞光，而我牵着我的“崽崽”，站在这里，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飞走，它通过一声呼唤，一个拥抱，一个从太爷爷那里传来的、洋咪咪”的故事，完成了它最庄严的传承。
我的崽崽,就这样被这古老而鲜活的方言，一瓢一瓢，浇灌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