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敲门声像雨点般急促，透过猫眼，我看见林薇站在门外，婚纱的一角在楼道昏黄的灯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她身后拖着一个小行李箱，轮子与地砖摩擦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打开门，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然后转身离开，纸袋里是一本病历，几份化验单，还有一张婚礼请柬——新郎是陈浩,我最好的朋友。
林薇的诊断书写着“胶质母细胞瘤四级”，平均生存期12到18个月，我握着那些纸张坐在沙发上，直到晨光熹微，陈浩是我的大学室友，我们曾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分吃一碗泡面，他曾拍着我的肩膀说“将来我结婚你必须是伴郎”，可如今，他的未婚妻在婚礼前夜把这样的秘密交给我,而新郎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三天后，我在医院门口堵住了陈浩，他刚从神经外科病房出来，眼睛布满血丝。“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把病历复印件摔在他怀里，陈浩先是震惊，随后整个人像被抽走了脊梁，顺着墙壁滑坐到地上。“我查了所有资料，最好的医院，最贵的药...可他们说，说手术风险太大...”他的声音在颤抖，“你知道最残忍的是什么吗？是那些统计数字，85%的复发率，术后平均生存期...他们用小数点后两位来判决一个人的生死。”
我们坐在医院长廊冰冷的塑料椅上，陈浩终于坦白：三个月前林薇晕倒在婚纱店，检查结果出来那天，他一个人在车库哭了两个小时，然后他做了一件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他开始逃避，加班、出差、甚至报名参加了一个需要时常进山的摄影项目。“我看着她试婚纱的样子，看着她为请柬选字体，讨论蜜月是去冰岛还是新西兰...我满脑子都是那些该死的生存曲线图。”陈浩双手插进头发里，“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她干脆不要做手术，至少剩下的时间...”
他没有说下去，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至少剩下的时间里，她不必承受手术的痛苦和可能的后遗症，他们可以假装未来还很长，这是爱情里最黑暗的悖论——因为太害怕失去,所以提前开始练习失去。
接下来的两周，我成了他们之间的传声筒，林薇不愿意让父母担心，坚持婚礼照常举行；陈浩一边筹备婚礼一边联系国外的专家，我见过林薇在化疗后呕吐完，漱完口继续试妆；也见过陈浩深夜对着电脑查询资料，屏幕的光映着他流泪的脸，他们都在为对方表演坚强,却把脆弱的一面留给了我。
婚礼前一天，林薇找到我。“如果我下不了手术台，”她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帮我把这些交给陈浩。”那是一个铁盒，里面是手写的食谱（“他胃不好，少吃辣”）、干花标本（“每年纪念日可以放在床头”）、甚至还有未来十年生日卡片的草稿，最下面是一封信，只有一句话：“不要用余生悼念我，要用曾经拥有过我来度过余生。”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林薇选择我的原因——作为朋友，我既亲近到可以托付秘密，又疏远到不会因这个秘密而终生痛苦，我是他们爱情故事的旁观者、秘密的守护者，也是他们对抗命运时,留在岸上的那根安全绳。
婚礼上，当陈浩为林薇戴上戒指时，她的假发鬓角处隐约露出手术剃发的痕迹，宾客们在欢呼，只有我知道，新娘礼服下藏着未拆线的伤口，林薇扔捧花时故意朝我的方向抛来，我下意识接住，周围响起善意的起哄声，只有我和她对视的瞬间明白，那捧花不是祝福,而是托付。
他们去蜜月旅行的那天，我收到林薇的短信：“谢谢你的沉默，有些爱需要见证者，有些痛苦需要树洞，而你两者都是。”我没有回复，只是把手机放回口袋，远处飞机划过天空,留下一道渐渐消散的尾云。
在这个每段关系都被社交媒体曝光、每个秘密都难逃成为谈资的时代，我成了一个古老秘密的守护者，也许爱情最真实的样子，不在誓言里，不在婚纱照中，而在那些无法言说的时刻里——在病历的折痕间，在深夜的眼泪里，在一个朋友选择背负秘密的沉默里，而我，将带着这个秘密继续生活，像守护一颗被埋在时间里的琥珀，直到它自然风化,或永远凝固成他们爱情最后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