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堂再普通不过的周四下午语文课，因为林静老师推门而入的瞬间，成了许多人青春记忆里一枚滚烫的烙印，她不是走进来的，像是被一阵极静的风缓缓托入，午后慵倦的阳光斜劈进教室，恰好落在她身上——一袭墨汁般浓稠的黑色旗袍，紧裹着匀称的身形，料子是上好的真丝，光照下流淌着暗哑的、水一样的光泽，仿佛把一整片静谧的夜穿在了身上，最要命的是那双开衩，在她步履移动间，于小腿侧畔若隐若现，像两道矜持又大胆的缝隙，泄露着惊心动魄的曲线，教室里的窃窃私语、钢笔滚落地的声音、还有后排男生陡然粗重的呼吸，都凝滞了一秒,然后轰然炸开。
林静老师恍若未闻，她径自走上讲台，将课本轻轻放下，转身，面对黑板写下课题，整个动作行云流水，那袭黑旗袍随着她抬臂的弧度，在后腰处抿起几道温柔的褶，又在她写下最后一笔顿笔时，服帖地垂落，她转过身，脸上依旧是那副我们熟悉的、平静无波的表情，扶了扶细边眼镜，开口的声音清冷如常：“请同学们把书翻到第九十四页。”
可那堂课，没人听得进去，空气里飘满了无形的问号与惊叹号，目光像被磁石吸住，粘在那片流动的黑色上，那黑色如此庄重，是葬礼的颜色，是深夜的颜色，是肃穆典籍封皮的颜色，却偏偏裁成了最勾勒身段的旗袍，开衩处，每一步都像在沉默地朗读一首关于禁忌的诗，男生们躁动不安，脸颊发红，眼神躲闪又忍不住追逐；女生们则交头接耳，目光里有惊诧，有隐约的羡慕，也有不解的鄙夷，林静老师，我们那个总是一身灰蓝西装套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讲解古文时连叹息都合乎平仄的模范教师,怎么了？
那件旗袍，是一个谜，后来我们才从零碎的传闻里拼凑出它的来历，据说料子是她母亲压了多年箱底的嫁妆，江南某处老字号的真丝，厚重垂坠，请的是城里几乎绝迹的老裁缝，量体时，老师闭着眼，张开手臂，像一尊沉默的雕像，裁缝啧啧称赞她的骨架好，是“衣裳架子”，旗袍做得极考究，盘扣是手工拗成的“一字扣”，从领口斜斜而下，像一串严谨的密码；滚边是比黑色更深的玄色，窄窄一线，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而那双开衩，据说是老师自己坚持的，老裁缝曾犹豫，说：“林老师，这……是不是太高了？”她只答：“按我说的做。”
旗袍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她成了旗袍意志的延伸，她穿着它，走过校园爬满青藤的寂静长廊，高跟鞋敲击水磨石地面，发出清脆孤寂的“嗒、嗒”声，像一种心照不宣的倒计时，她抱着作业本穿过喧闹的操场，那抹黑色的身影在满眼跳跃的运动服色彩中，如同一滴浓墨坠入清水，缓慢而固执地洇开一片异样的场域，她去教师食堂打饭，去打热水，甚至周一的升旗仪式，她也穿着它，站在一众深色西装或保守裙装的同事中间,坦然接受所有目光的检阅与审判。
风波终于在一个周五的公开课上抵达顶点，那是区里的教研活动，后排坐满了外校的领导和老师，林静老师依旧穿着那件黑色旗袍，讲授李商隐的《无题》，当讲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时，她微微侧身，指向黑板上的板书，那个角度，窗外的光完全浸透了她，真丝旗袍骤然焕发出一种幽深的宝蓝色光泽，侧面的开衩在动作间豁开一道惊心的缝隙，又迅速合拢，后排传来一阵极力压抑的、混杂着抽气与椅脚摩擦的声响。
课后评议，炸开了锅，赞赏者说她“打破了教师形象的刻板印象”，“用身体美学诠释了古典诗词的含蓄与张力”，但更多的，是尖锐的非议。“师者，人之模范也，着装岂可如此轻佻？”“分散学生注意力，影响教学秩序！”“其心可疑！”那些词汇，像淬了毒的钉子，从一张张道貌岸然的嘴里射出，年级主任找她谈话，校长亲自过问，话语里满是“注意影响”“顾全大局”的规训，甚至有家长打电话到学校，忧心忡忡：“我女儿回家总说林老师的旗袍……这让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面对所有质疑，林静老师沉默以对，她没有辩解，没有妥协，只是依然穿着那件旗袍，上班，下班，上课，下课，只是，细心的人会发现，她经过人群时，背脊挺得更直了；她讲课的声音，在解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时，多了某种近乎悲壮的硬度，那件黑色旗袍，不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变成了一副铠甲，一个宣言,一座孤岛。
冲突在期末考试前夜的总复习课上爆发，一个素来顽劣的男生，或许是长期积压的躁动找到了出口，在底下嬉笑着大声“点评”：“林老师，您这旗袍开衩这么高，走路不怕摔着吗？”哄堂大笑,各种意味不明的目光再次聚焦。
教室里死一般寂静，林静老师停下了板书，她缓缓转过身，脸上没有我们预想的愤怒或难堪，她异常平静，甚至抬手，轻轻抚平了旗袍腰间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褶皱，她看向那个男生，也看向我们所有人，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得砸在每个人心上：
“这件旗袍，料子是我母亲给的，她一生节俭，最好的东西总留着，最后大多没用上，剪裁是按最传统的规矩，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它遮住的地方，比你们很多人穿的T恤短裤要多得多。”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你们看到的‘高开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只是礼仪常态，你们觉得它刺眼，觉得它‘不该’出现在这里，或许不是因为它的样式，而是因为它穿在了我——一个语文老师，一个应该‘朴素端庄’的女人身上。”
“衣服从未伤人，伤人的是目光，是成见，是藏在‘规矩’底下，对他人选择那份蛮横的度量。”她拿起粉笔，转身，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两个词：“礼教”、“人性”，粉笔灰簌簌落下。“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论及衣衫，说‘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这旗袍，于我，是‘相宜’的，它让我记得我是谁的女儿，也让我记得，在我是‘老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
她不再多说，继续讲解试题，那晚放学，天色已黑，我们看见她独自走向车棚，昏黄的路灯下，那袭黑色旗袍融入夜色，只有真丝表面偶一流转的微光，和开衩处那惊鸿一瞥的、坚定迈向远处的脚步，证明着存在,她没有回头。
后来，林静老师还是换回了寻常的西装套裙，那件黑色双开衩真丝旗袍，再未出现在校园，有人说它被收进了箱底，也有人说曾在某个黄昏，看见老师穿着它在无人的河堤边散步，它消失得无声无息,如同它的出现一样突兀。
但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开始学会打量自己的母亲，她们的衣柜里是否也锁着一段未曾绽放的青春；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课本上那些被礼赞或批判的女性，从卓文君到李清照；我们甚至在枯燥的校规里，隐隐嗅到了一丝人性被压抑的酸楚气息，那件旗袍，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散去，潭水已不再是原来的潭水，它是一道黑色的闪电，劈开了我们青春期混沌的天空，让我们在规整的格子间，第一次窥见了“自由”那危险而迷人的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