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沿海小城,每到黄昏时分，海风便捎来咸湿的、矿物质般的气味，在许多个这样的黄昏里，我的姐姐会在厨房点亮一盏暖黄的灯，系上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她处理生蚝的动作，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老练与静气——小刀从壳缝精准楔入，手腕轻轻一旋，“咔”一声轻响，紧闭的世界便豁然洞开，乳白的蚝肉卧在灰青的壳里，微微颤动，像一片凝住的月光，又像一颗刚从深海中打捞起的、柔软的心脏。
姐姐做生蚝,似乎从来不屑于繁复的烹调，蒜蓉与粉丝是后来的事，在她那里，最上乘的款待是“原味”，撬开的蚝，她只用指尖拈一点细盐，有时甚至盐也不放，便直接推到我的面前。“趁海水还没退，”她说，眼睛亮晶晶的，“吃下去，就是一片海。”我那时还小，懵懂地凑上去，舌尖触及的瞬间，一种难以言喻的、爆破般的鲜美便席卷而来，那是浓缩的海洋：初入口是清冽的咸，随即是奶油般丰腴的甘甜在味蕾上化开，最后喉头留下一丝矿石的微凉与回甘，那味道太有侵略性，太原始，几乎带着野性，与我平日里温和的饮食体系格格不入，可姐姐看着我，带着一丝鼓励的、狡黠的笑，我于是囫囵吞下，一股沛然的生机仿佛从胃里升腾起来，直冲头顶。
那时的姐姐,正处在人生最鲜亮也最不安的年纪，她像一枚急于挣脱海岸线的贝壳，向往着远方的风雨，她跟我讲书本上看来的世界，话语里充满了“自由”、“远方”这些滚烫的词汇，厨房的烟火，母亲的叮咛，似乎都成了那枚想挣脱的壳，生蚝，这来自广袤大海的馈赠，在她手中，似乎成了她与庸常生活的一种和解仪式，也成了她向我——这个尚未见过风浪的弟弟——悄悄传递某种力量的信物，她不说，但我能从那股生猛、原始、毫不妥协的鲜味里，咂摸出一种她所向往的生命力，她撬开的不只是蚝壳，仿佛也用那把小刀，在为我循规蹈矩的童年世界，撬开了一道可以窥见浩瀚与不羁的缝隙。
后来,姐姐真的像她所向往的那样，去了很远的大城市，生活的海，远比我们故乡的渔港要辽阔，也更莫测，她开始在电话里说起加班的疲惫，租房的烦扰，人际的疏离，她回家的次数变得稀少，像潮汐中越来越远的船帆，偶尔回来，她还是会做生蚝，动作依然熟练，只是那沉默里，多了些被生活磋磨后的钝感，她开始接受蒜蓉和粉丝的“调和”，说那样更香，更合大多数人的口味，生蚝还是那么肥美，可我总觉得，那口直接的、横冲直撞的、带着海浪扑岸般力量的“鲜”，似乎被什么东西包裹起来了，变得温和，也模糊了棱角。
我渐渐长大,也离开家乡，去经历自己的人生海啸，在许多个应酬的饭局上，我吃过各种精心烹制的生蚝：法式的芝士焗，中式的豆豉蒸，日式的柠檬冰镇，它们都很美味，是文明驯化后的杰作，只是，当我用精致的餐具挑起那被酱料包裹的蚝肉时，总会猝不及防地想起姐姐的手指，想起那沾着海水腥气的、直接的咸，和那毫无防备下，被最原始的鲜美击中的战栗。
去年春节,姐姐难得在家多待了几日，一个沉闷的午后，外面下着冷雨，她忽然起身，从市场买回一袋生蚝。“好久没吃了，”她说，神情里有种孩童般的跃跃欲试，我们坐在老厨房里，她再次操起那把小刀，时光仿佛倒流，那“咔”的轻响，是记忆闸门的钥匙，这一次，她什么佐料也没准备，我们像两个偷尝禁果的孩子，守着那一小盘刚刚撬开的、淋淋沥沥还带着海水的蚝。
相视一笑,低头，吮吸。
那股熟悉而陌生的、蛮荒的鲜，像一道闪电，再次劈开经年累月的尘埃，准确地击中我，刹那间，舌尖涌起的，不止是海的味道，我尝到了姐姐仓促而灿烂的青春，尝到了老屋黄昏里飘摇的灯光，尝到了我们共同守候过又各自离去的旧日时光，那味道如此锋利，割开所有成年后披上的温吞与世故，直抵内核。
原来,“姐姐生蚝好吃”，从来不止于口腹之欲，那枚小小的、柔软的贝肉，是她用最质朴的方式，为我封存的一罐“童年海水”，无论我们被生活的洋流冲向何方，无论她是否已向世界的口味妥协，只要这口最本真的“鲜”还在，那个系着蓝围裙、眼睛里有海火闪烁的姐姐，就从未离开，她与那片我们共同出发的海，永远鲜活地，蛰伏在我味觉记忆的最深处，等待一次不期然的、汹涌的返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