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一个周三的雨夜,城市角落里那家不起眼的“回声书店”，推开沉重的木门，风铃轻响，咖啡香混着旧书页的气息扑面而来，书店深处的阅读区，十几把椅子围成松散的圆圈，每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女子，年龄各异，着装不同——有穿西装套裙的白领，手指无意识地转动婚戒；有染着紫色短发的大学生，膝盖上摊开素描本；也有鬓角微霜的中年女人，安静得像一尊雕塑。
灯光刻意调得很暗,主持人阿蓝站在圆圈中央，声音温和：“今晚没有评判，没有打断，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完整倾听。”她是这家书店的老板，四十岁上下，手腕上有一道淡淡的疤痕，像某个故事的标点符号。
第一个举手的是那个大学生,她说起高中时和同桌女孩共享的MP3，一只耳机分两半，听同样的歌，她们在操场角落接吻，被教导主任的手电筒光圈捕获，后来转学、断联，十年后在同志游行队伍里重逢，对方手里牵着另一个女孩。“我们笑着打招呼，像普通的旧同学。”她说完快速低头，铅笔在素描本上沙沙作响，画下一对分叉的耳机。
穿西装的女人接着开口,她的故事关于婚姻——和丈夫的十年，像穿着不合脚的鞋走路，直到在公司年会上遇见合作伙伴的她，两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安全通道里分享一支烟，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懂了。“上个月我离婚了。”她晃了晃无名指，戒痕新鲜，“来之前刚把离婚协议寄出去。”有人轻轻鼓掌，像雨点落在窗上。
最年长的女人最后一个发言,她六十岁，退休教师，穿着熨帖的旗袍。“我的故事，可能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她缓缓说起1970年代的纺织厂，八人宿舍里睡她上铺的姑娘，她们偷偷牵手，在机器轰鸣的掩护下说“喜欢”，后来姑娘被家人嫁到外省，她则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丧偶。“我孙子去年出柜了，全家支持他。”她微笑，“他来问我年轻时的故事，我说，奶奶那会儿啊，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空气里有泪水蒸发的气息,也有释然的叹息，阿蓝打开一盏小灯，暖黄的光晕开。“这些故事会留在这里。”她指了指角落的老式录音机，“如果哪天有人迷路了，来听听别人的地图。”
那个雨夜,陆续又来了几个迟到的人，一个刚和家里吵架逃出来的女孩，脸上泪痕未干；一对安静牵着手的中年伴侣；还有个好奇的异性恋作家，她说：“我只是想听懂。”
凌晨两点,人群渐渐散去，紫头发大学生帮阿蓝收拾椅子，突然问：“蓝姐，你的故事呢？”
阿蓝擦拭吧台的动作顿了顿,手腕上的疤痕在灯光下泛着微光。“我的故事啊，”她笑了笑，“太长，也太短，长到可以讲一辈子，短到一句话就够——我爱过一个女孩，后来她去了远方。”
她没有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有些故事不需要说完，有些回声会自己找到耳朵。
雨停了,最后离开的退休教师站在门口，回头说：“我下周三还来，下次，我想说说后来我去找她的事——三十年后，我坐了二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门轻轻关上,阿蓝关掉大部分灯，只留一盏照亮吧台上那本厚厚的留言簿，最新一页写着：“我第一次说出‘我喜欢女生’，原来这句话说出口，天不会塌下来。”
城市在窗外继续运转,地铁末班车驶过，便利店亮着不眠的灯，在这个小小的、温暖的角落里，故事像种子一样被埋进土壤，有些会开花，有些会长成树，有些只是安静地成为土壤本身——滋养下一个推门而入的、需要听见“你并不孤独”的人。
女同故事会从不说教,也不提供答案，它只是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灯光为等待故事的人而亮，有些座位为携带故事的人而留，而每一个说出的故事，都会变成一缕光，照亮下一个在黑暗中寻找故事的人。
那些被讲述的、被聆听的、被记住的，最终都汇成同一句话：我存在过，我存在着，我将存在——以我真实的样子，以我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