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门，灰尘在斜射的光柱里打着旋，我又站在这间老屋的客厅，这里的时间，似乎被“大久”这个词浸泡过，沉得挪不动脚，目光落在墙角，那把老藤椅还在，扶手被磨出了深褐色的油亮，我仿佛看见爷爷“大久”坐在上面，吱呀吱呀地摇，手里那把蒲扇，一下，又一下，扇走了我整个黏稠的童年午后，他总说：“东西用‘大久’了，就有灵性了。”那时我不懂，只嫌那把椅子老旧，硌人，藤条深深凹陷下去的弧度，恰好是一个老人脊椎弯下的形状，它静静地待在那儿，像个无言的坐标，标记着一段被我用“大久”这个借口,险些遗忘的时光。
“大久”，在方言里，很久”、“长久”的意思，可它比书面语更沉，带着烟火气，也带着漠然，小时候，妈妈收拾杂物，拿起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问我：“这个还要吗？”我瞥一眼，答：“大久的东西了，扔了吧。”盒子扔了，里面那些印着变形金刚的洋画、玻璃弹珠，还有半块皱巴巴的橡皮，也随之消失在记忆的垃圾堆里，我们用“大久”轻易地给事物贴上过时的标签，仿佛时间的长度，天然构成了丢弃的理由，我们步履不停地向前奔，把“过去”甩在身后，称它们为“老旧”，为“包袱”，我们追求“新”，崇拜“快”，“大久”成了效率的反义词,成了不愿回顾的模糊背影。
直到有一天，你在异乡街头，忽然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桂花香，心跳猛地漏了一拍——那是老家院里，那棵“大久”到谁也说不清年纪的桂树的味道，你才发现，原来那些被“大久”尘封的，从未真正离开，它们不是记忆库房里整齐的档案，而是化作了你感知世界的方式，奶奶“大久”以前纳的千层底，针脚密实，穿在脚上，走再远的路也觉得踏实，如今你买遍天下名鞋，却总在某个疲惫的瞬间，怀念那种脚底板被温柔托住的、笃定的感觉，那不是鞋，那是踩在地上的“根”，还有父亲“大久”不用的那杆旧钢笔，笔尖早已磨秃，可你提笔写字时，手腕下意识倾侧的那个角度，笔尖划过纸张那一下果断的起笔，全是他的影子，他沉默寡言，却把一种书写的姿态，通过时间,镌刻进了你的肌肉记忆里。
我们与“大久”之物的关系，是一场沉默的濡染与驯化，你用“大久”了一只茶壶，壶内壁便积起茶垢，那是日复一日茶水滋养出的魂，往后，哪怕只注入白水，也能抿出三分茶香，壶驯化了水，也驯化了你的味觉，同样，你被“大久”的生活环境所驯化，巷口那家开了“大久”的剃头铺子，师傅手艺寻常，但你会不自觉地走进去，只因那把椅子的高度，镜子倾斜的角度，推子嗡嗡的声响，乃至空气中廉价皂荚的味道，共同构成了一套你身体全然熟悉的、令人安心的仪式，这无关好坏，这是时间颁发的“通行证”，让你在某个层面,与这个世界达成了和解。
更为隐秘的，是“大久”所承载的情感契约与存在证明，老家祠堂里，那本边角残破、用毛笔小楷写就的族谱，记录着一个个“大久”到面目模糊的名字，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大多已不可考，但他们的名字还在，墨迹渗入纸纤维，这就构成了一种存在的“痕迹”，他们来过，活过，在这人世间留下过微弱的回声，后人指尖拂过那些姓名，便仿佛完成了一次隔空的、集体的叩问与确认：我从何处来？我的“大久”是谁？这追问本身,就是意义的锚点。
“大久”不是博物馆玻璃柜里被射灯照亮的文物，它必须活在日常的“用”与“被用”里，老街拆了，但老街磨得光滑的青石板，可以铺进新公园的小径；老歌谣没人唱了，但它的旋律碎片，可能潜入了某个游戏或广告的背景音；祖父的木工手艺失了传，可他“做东西要实在”的唠叨，或许成了你对待工作的某种潜意识里的尺规，真正的“大久”，是活水，是流转，它不怕形式的消亡，怕的是精神链条的断绝，它追求的，不是不朽的固态，而是绵绵不绝的“生机”，就像那棵老桂树，某一茬枝干枯了，但根系还在泥土深处蔓延，等待着某一个春天，在另一片土地上,冒出似曾相识的新绿。
离开老屋时，我最终没有带走那把藤椅，它太沉了，也太脆弱，经不起现代的颠簸，但我用手指，最后一次仔细描摹了扶手光滑的凹陷，我知道，我带不走“物”，但我带走了“大久”本身，它的质感、它的气息、它承载的那个下午的光影与温度，已经长进了我的骨头缝里，当我面对纷繁与速朽，感到漂泊无依时，这份“大久”养出的沉静与底气，会从血脉深处缓缓浮起，它告诉我：你并非无根的浮萍，你是一段很长很长的、仍在继续书写的故事里，最新鲜,也最古老的那一章。
原来，“大久”从未让我们背负过去，它只是悄悄为我们准备了，通往未来的、最温厚的行囊，那些被岁月熬煮过的，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走向明天的、独一无二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