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在凌晨两点半，露出了它最原始也最柔软的骨骼，白日里汹涌的人潮退去，只剩下路灯投下一个个沉默的光圈，我的便利店，是这巨大睡眠机体上，一个24小时亮着的、微不足道的神经元，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货架上整齐的泡面、饭团、能量饮料，是给夜行者们最标准化的慰藉，直到那个穿JK制服的少女，像一颗走错片场的、过分鲜活的草莓糖，“叮咚”一声，滚进了我这片规整的、绿色的光域。
她叫小椿，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起初，她只是“那个奇怪的JK”。规则的缝隙里，常常寄宿着最有生命力的意外，她总在深夜来，不是买烟，不是买酒，指尖掠过货架，最后拿起的总是一盒草莓牛奶，或是一支海盐柠檬糖，她的百褶裙摆是教科书般的规整，水手服领巾打得一丝不苟，与这弥漫着泡面和关东煮气味的空间，格格不入，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和谐，我，一个被生活腌渍得有些麻木的四十岁便利店店长，例行公事地为她扫码，说“一共八元，谢谢”，目光却总忍不住在她身上停留一秒——不是男人的注视，更像是一个黯淡的旧镜头,对准了一束过于新鲜的光。
夜复一夜，她成了这深夜剧场的固定角色，她不怎么说话，有时在窗边的高脚凳上坐很久，咬着吸管，看空无一人的街道，看清洁车缓慢地驶过，她的安静，不是空洞的，里面仿佛盛满了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沉甸甸的思绪，我们的对话从“欢迎光临”和“谢谢惠顾”,慢慢长出枝桠。
“店长，你说，为什么夜晚的玻璃，看自己特别清楚？” 有一天，她忽然指着落地窗问我。 我擦柜台的手没停：“因为外面黑了，里面亮着，人总是在对比最强烈的时候，才看得清自己。”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在荧光灯下亮晶晶的：“店长，你说话好像哲学家。” 我笑了：“我只是个卖过期便当的。”
我们的“第一季”，就在这些琐碎、跳跃的对话里展开，她告诉我，她喜欢深夜的街道，像被按了静音键的世界，所有的噪音都沉下去，才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她穿着JK制服，不是因为放学，只是单纯喜欢这种“被定义的美好”，她说，白天她要去扮演很多角色，只有深夜，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坐在这里喝草莓牛奶的时候，她才觉得时间是自己的。制服是一种外在的框架，而深夜的独处，却是灵魂得以伸展的自由维度。
而我，则像一座年久失修但依然固执亮着的灯塔，对她讲述进货的麻烦，讲述如何对付醉醺醺的顾客，讲述我养在柜台后面那盆总是半死不活的绿萝，她听得认真，偶尔会带来一小包肥料，或是用手机查了资料，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店长，它可能是缺铁了。”
我们之间，慢慢形成了一种沉默而稳固的同盟，在这间被遗忘在时间缝隙里的便利店，一个穿着不合时宜制服的少女，和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男人，共享着一份超越年龄与身份的、静默的理解，她在我这里寄存了她青春里那些微小的迷茫与灿烂；而我，则从她身上，打捞起自己早已沉入水底的、可能性”的模糊倒影，有一次，她没头没尾地说：“店长，你就像这个便利店，永远亮着，永远在那里，让人觉得……安心。” 那一刻，我喉咙有些发紧。原来，被人需要的感觉，即使在最卑微的角落里，也能焕发出救赎般的光泽。
这个“第一季”，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它有的是她落在收银台上的樱花发卡，是我给她多加热了30秒的包子，是她考试前夜我塞给她的“好运”巧克力，是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跑来店里第一时间分享时，眼里比日光灯还亮的光，我们见证了彼此的疲惫与喜悦，像两条偶尔交错的溪流，在各自的河道里奔赴山海，却在交汇的片刻,给予了对方清澈的映照。
后来，她来的次数少了，我知道，她的“深夜剧场”该落幕了，更广阔的白昼在等着她，某个夏夜，她像第一次来时那样，“叮咚”一声走进来，依然穿着那身笔挺的JK制服，她买了一盒草莓牛奶，靠在柜台边，慢慢喝完。 “店长，”她说，“我要去另一个城市了。” 我点点头，把手里擦干净的杯子放好：“挺好的。”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朝我鞠了一躬，很标准，很轻，裙摆划出一道温柔的弧线：“这段时间，真的非常感谢您。” 我摆摆手，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指了指货架：“要不要……再带点糖路上吃？”
她走了，玻璃门开合，带进一阵夜风，吹动了门口悬挂的促销卡片，便利店又恢复了它亘古的平静，只有荧光灯在嗡嗡作响，我走到她常坐的窗边位置，那里仿佛还残留着一丝草莓牛奶的甜香，窗外，城市的骨骼在渐褪的夜色中慢慢清晰,天边泛起了一点蟹壳青。
我的“第一季”结束了，但我知道，这间小小的、24小时亮着的便利店，依然会在这里，它会迎送无数个陌生的夜行人，售卖无数份标准化的温暖，而那个关于JK制服与便利店店长的故事，会像那盆终于开始抽新芽的绿萝一样，在这片规整的、绿色的荧光里，安静地生长，成为这座不眠城市里，一个微不足道却闪着微光的秘密。生活的剧本从不缺少意外的主角，在那些被忽略的布景里，上演着最真诚的相遇，凌晨三点，自动门再次“叮咚”响起，我抬起头，习惯性地说： “欢迎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