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午后，我趴在课桌上，膝盖上刚结痂的伤口又在隐隐作痛，教室里只剩下值日生扫地的沙沙声，空气里浮动着粉笔灰和青春期特有的躁动，班长走过我身边时停顿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将一个小纸包放在我桌上，纸包摊开，里面是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黑色丝袜——她的黑色丝袜。
十七岁那年的春天，我的膝盖在一次篮球赛中摔得血肉模糊，伤口位置刁钻，纱布总是滑落，医用胶带粘了又掉，反复撕扯让边缘皮肤红肿发炎，我成了医务室的常客，直到那个午后,班长用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
黑色丝袜剪成的绷带出乎意料地好用，弹性恰到好处地固定住纱布，轻薄透气，甚至比医用绷带更服帖，每天早晨，她都会趁人不注意递给我一条新的，有时是纯黑，有时带着细密的花纹，叠得整整齐齐，还带着淡淡的洗衣液香气，我们从未就此交谈，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我从不问为何是她,她从不解释为何帮我。
渐渐地，我发现班长是个特别的女孩，她成绩优异，管理班级井井有条，总是一副冷静自持的模样，但那些丝袜透露了她的另一面：有的边缘绣着几乎看不见的小星星，有的在阳光下会泛出深蓝色的光泽，有的后跟处有个可爱的蝴蝶结图案，我开始注意她，发现她会在无人时对着窗外发呆，发现她读的不是课本而是聂鲁达的诗集，发现她黑色长袜下若隐若现的伤痕——原来她也打篮球,膝盖上留有旧伤。
青春期的援助总是包裹着笨拙的善意，班长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温柔的话，却在每次考试前整理好重点笔记放在我桌上；她总板着脸提醒我交作业，却会默默延长截止时间等我写完；她当众批评我值日不认真，课后却自己拿起扫帚打扫我负责的区域，黑色丝袜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柔软证据”，其余都是坚硬的、公事公办的、符合班长身份的行为。
膝盖伤口痊愈后，丝袜绷带失去了实用价值，但某个周一早晨，我的课桌抽屉里依然出现了一条黑色丝袜，这次是完整的，叠成精致的方形，旁边有张小纸条，上面是她工整的字迹：“备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早就不再是关于伤口的事了。
我们之间从未发生所谓的爱情故事，高中毕业后，她去北方读大学，我留在南方，偶尔在社交软件上点赞，连寒暄都很少，但那些黑色丝袜被我洗净收藏，成为青春里最温柔的隐喻，多年后同学聚会，她已是干练的职场女性，穿着得体的套装，谈吐优雅，酒过三巡，我们终于谈起往事，她笑着说：“那时候真是傻，直接买医用绷带不就好了。”我也笑，没有说出真相——傻的不是方法,是那份小心翼翼维护彼此自尊的青春心意。
如今我偶尔还会在抽屉深处发现一条黑色丝袜，边缘已经有些松垮，颜色也不再鲜亮，妻子问起时，我说是旧物舍不得扔，她不会知道，这些丝袜曾经包裹过一个少年受伤的膝盖，更包裹过两个灵魂在成长路上相互辨认的瞬间，在那个不懂得如何表达关心的年纪，我们用最笨拙的方式完成了对他人的守护——不必宣之于口，不必赋予名分，只需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悄悄递出一截柔软的黑色丝袜。
青春就是如此：最深的善意往往披着最古怪的外衣，最真的关切常常藏在最坚硬的壳里，而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如何温柔，如何接受温柔，如何在坚硬的世界里找到那些黑色的、丝质的、沉默的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