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到29岁,从我敢到我扛的11年国语青春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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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你,或许正攥着录取通知书,站在大学门口,耳畔回响的是周杰伦的《晴天》,心里翻涌着对远方的全部想象,29岁的你,可能在深夜加班的间隙,刷到毕业照,耳机里偶然飘出那首熟悉的旋律,手指停顿,恍神几秒,然后继续处理未读的工作邮件,从18岁到29岁,这跨越了整整一轮生肖的11年,是一段用国语共同标注的、跌宕起伏的青春史诗,它不只是一个年龄的增长,更是一场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从“我敢”到“我扛”的深刻蜕变。

18岁,是热烈的“我敢”,世界是一本刚刚翻开扉页的书。 那时的“敢”,是浸染着校园广播站声音的、不计成本的勇气,敢在深夜路灯下为一场辩论赛的论点争得面红耳赤;敢用半个月生活费买一张火车票,去陌生的城市见一个网友;敢在人人网(校内网)和后来的朋友圈,写下长篇大论的心情,爱与恨都旗帜鲜明,我们听着孙燕姿唱“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坚信自己独一无二,未来有无限可能,烦恼是具体的,也是轻盈的:期末考试、懵懂的恋情、社团去留,世界对我们而言,是标准答案之外等待探索的广阔天地,充满了《奋斗》里那样的激情与浪漫想象,我们用的是“青春”“梦想”“永恒”这些宏大的词汇,内心OS通常是:“我要……”

29岁,是沉默的“我扛”,生活是一张自己负责的损益表。 这时的“扛”,是融进了早高峰地铁拥挤人潮里的、具体而微的责任,扛着父母的健康体检报告上的异常指标,开始研究保险和养生食谱;扛着每月准时到来的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计算着性价比最高的生活方式;扛着职场上“骨干”或“中层”的头衔,在下属的期待和上司的要求间寻找平衡,我们听的歌,或许变成了李宗盛的《山丘》,或毛不易的《消愁》,开始品咂其中“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的滋味,烦恼变得复杂且具体:职业的天花板、婚姻的维系、孩子的教育、不断后移的发际线,世界从一本畅想的小说,变成了需要一砖一瓦搭建的房屋,我们更常使用“现金流”“KPI”“责任”“健康”这些词汇,内心OS更多是:“我得……”

这11年的旅程,在国语流行文化的叙事里,有着清晰的镜像,18岁,我们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的柯景腾,热血、笨拙,相信努力就能赢得一切,29岁,我们成了《我在他乡挺好的》里的纪南嘉或乔夕辰,在都市的钢铁丛林中独自打拼,学会报喜不报忧,把委屈调成静音,从QQ空间的火星文签名和“说说”,到微信朋友圈的三天可见或仅分享工作链接;从迷恋青春疼痛文学,到在豆瓣“负债者联盟”或“FIRE生活”小组里寻找共鸣与出路——我们的表达载体与关注焦点,无声地标记了成长的坐标。

蜕变并非意味着18岁的彻底消亡,恰恰相反,29岁的“扛”,其力量底色往往源于18岁那年攒下的“敢”,是当年那份不计得失的真诚,让我们在复杂的人际中保留了一份可贵的信任底线;是当年那股探索世界的冲动,让我们在疲惫时仍有跳出循规蹈矩的些许勇气;是当年沉浸的那些看似“无用”的文学、音乐与电影,构筑了我们抵御生活庸常的精神角落,18岁播下的种子,可能在29岁时,才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从18岁到29岁,我们或许弄丢了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张扬,却收获了在风雨中为自己、为所爱之人撑伞的臂膀,我们不再轻易说出“永远”,却更懂得如何经营“当下”,这11年的国语青春,是一场从“接收世界信号”到“发射自我坐标”的转换,是从“被定义”到“自我定义”的跋涉。

无论此时的你正站在哪个刻度上,都请记住:18岁的光芒从未熄灭,它只是融进了29岁那盏照亮现实路的灯里,我们不是在失去青春,而是在兑换一种更厚重的、名为“人生”的财富,前路依然漫长,但正如无数国语歌唱过的那样——“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 扛着29岁的行囊,里面始终装着18岁的自己,那便是我们穿越人生海海,最温柔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