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抹黄色警报,当我们谈论A级电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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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材太‘黄’了,简直像A级电影”——在自媒体创作者社群里,这样的讨论时常出现,作为影视评论作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当观众用“黄色”“A电影”这类标签描述影视作品时,往往不仅是在谈论色彩或分级,更是在表达一种复杂的文化焦虑。

被误解的色彩:从审查制度到文化隐喻

在中国语境下,“黄色”与“A级”的组合常被用来指代色情内容,这种指代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公安部门对淫秽物品的统称是“黄色物品”,而香港电影分级中的“三级片”概念传入后,逐渐衍生出“A片”这个更隐晦的说法。

这种标签化的描述往往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其表达尺度本身就存在灰色地带,一部探讨人性的作品可能因包含亲密场景而被简单归为“黄色”,而真正低俗的内容可能披着“艺术”的外衣传播,这种二元对立的标签,让我们失去了对影视作品进行细致讨论的空间。

分级制度缺失下的文化困境

目前中国大陆尚未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困境:创作者在涉及复杂题材时不得不自我审查,许多有价值的探讨因此被简化或回避;观众缺乏明确的指引,只能依赖模糊的“口碑”或标签来判断内容适宜性。

这种缺失也催生了自媒体领域的混乱,一些创作者利用“黄色”“A级”这类关键词吸引流量,将严肃的影视讨论引向低俗化;另一些则对这些标签反应过度,将任何涉及情感、身体的表达都视为“不妥”,两种极端都无助于建设性的影视文化讨论。

被忽略的“黄色”:电影色彩的符号学意义

有趣的是,如果暂时抛开那个特定标签,“黄色”在电影语言中其实有着丰富的表意功能,从王家卫《花样年华》中暖黄色调的暧昧与怀旧,到《辛德勒的名单》中黑白画面里唯一穿红衣的小女孩带来的视觉冲击,色彩本身就是电影叙事的重要工具。

当我们将“黄色”仅仅简化为某种内容的代称时,不仅误解了电影艺术,也限制了自己的审美能力,这让我想起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他为了表达情感甚至将树木喷成灰色——色彩在导演手中从来不只是色彩,而是思想的延伸。

当我们在谈论“A电影”时,我们真正在焦虑什么?

透过现象看本质,公众对“黄色A电影”的讨论,背后往往是三个更深层的文化焦虑:

审美教育缺失带来的识别困难:在没有系统影视教育的情况下,观众缺乏分析镜头语言、叙事结构的能力,只能依赖最表层的元素(如亲密场景)来判断作品属性。

代际价值观冲突:年轻观众与年长观众对同一部作品的接受度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在网络时代被放大,成为家庭、社会的潜在矛盾点。

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合适”、什么“不合适”,这种定义权背后是社会文化主导权的体现,当人们激烈讨论某部作品是否“太黄”时,往往是在争夺定义文化标准的权力。

突破标签:建立多维度的影视评价体系

作为自媒体作者,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推动更健康的影视讨论环境:

倡导作品分析而非简单归类:与其用“黄色”“A级”这类标签,不如具体分析某部作品中亲密场景与主题表达的关系,探讨其艺术必要性。

推广电影素养教育普及镜头语言、叙事结构等基础知识,帮助读者提升影视鉴赏能力,超越表象看本质。

尊重多元审美差异:明确区分“我不喜欢”与“这作品不好”,承认不同群体对同一作品可以有合理不同的接受度。

关注本土创作环境:讨论如何在不完善的分级制度下,既保护创作者空间,又照顾不同观众群体的需求。

色彩的复调:让电影回归电影

在结束这篇讨论前,我想起法国导演莱奥·卡拉克斯的《神圣车行》,其中有一幕,演员奥斯卡穿着动作捕捉服,在与虚拟角色的互动中完成了一场令人心碎的告别,电影的技术形式已经如此丰富,而我们却还在用几十年前的简单标签讨论这门艺术,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那抹被简化为特定含义的“黄色”,原本可以是大卫·林奇《蓝丝绒》中诡异而迷人的色彩对比,可以是侯孝贤《最好的时光》中不同年代的光影记忆,也可以是是枝裕和《小偷家族》中家庭温暖的视觉呈现。

当我们下次再听到“黄色A电影”这样的说法时,或许可以多问一句:我们是在谈论电影本身,还是在表达某种未言明的文化焦虑?而作为内容创作者,我们又能做些什么,让讨论超越简单的标签,抵达更丰富的艺术理解?

毕竟,电影银幕上的色彩万紫千红,而我们的文化讨论,也不应只有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那抹被误解的“黄色”,终将在更成熟的影视文化中,恢复它本有的光谱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