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第三棵梧桐树下,它总在那里。
初见时以为是团被遗弃的毛绒玩具,走近了才见那抹姜黄微微起伏——是只蜷成一团的猫，后来知道，整条街的人都认识它：背上是落日熔金般的橘黄，肚皮是初雪似的奶白，四只小爪子像刚在面粉里踩过，最绝的是那双眼睛，琥珀色里沉着星星碎屑，看你时既不谄媚也不疏离，就那么静静地，仿佛你只是它眼中的一片会移动的云。
我叫它“黄胖子”，名字俗气，但它不在意，它似乎什么都不在意，又似乎什么都在意。
黄胖子的一天,是一部城市默片的循环播放。
清晨七点,它准时在包子铺的蒸汽氤氲中伸第一个懒腰，前爪抵地，后臀高高撅起，脊椎拉成一张饱满的弓，连胡须尖都在颤抖，然后慢悠悠踱到阳光恰好晒暖的那块地砖上，开始长达一小时的“晨间梳洗”——舔毛的专注，堪比外科手术，舌头是粉红的小耙子，从耳根到尾巴尖，每一寸都不放过，偶尔会停下来，爪子悬在半空，琥珀眼珠望着虚空某处，仿佛在思考宇宙的真理，或是回忆前世作为虎的荣光。
中午是它的社交时间,它不去招惹那些娇贵的品种猫，只在老街坊的脚边打转，买菜回来的阿婆会掰半个鱼丸给它；写作业的孩子偷偷喂它火腿肠；连总板着脸的保安大叔，也会在四下无人时，用粗糙的手指搔搔它的下巴，黄胖子接受这一切的方式很哲学：给你摸，但不谄媚；吃你的东西，但不乞求，它有一套自己的礼尚往来规则——允许你抚摸三分钟，然后必定转身，留给你一个优雅的背影，仿佛在说：“今日缘分已尽，明日请早。”
我曾试图“收编”它，买了进口猫粮、柔软的猫窝，它欣然接受食物，但对那个价值不菲的窝，只象征性地嗅了嗅，转身继续睡它的硬纸箱，我这才明白，黄胖子的“禅意”，第一课便是：真正的自由，是不被任何“更好”所绑架。
黄胖子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是关于“注视”的艺术。
它注视一片落叶能看十分钟,看叶子如何在风里打旋，最终落在哪个缝隙，它注视墙角蜗牛爬行，脑袋随着那慢到令人心焦的速度左右摆动，最神奇的是它看人的方式——不躲闪，不迎合，就是那么坦然地承接你的目光，被它注视时，你会突然从城市的喧嚣中抽离，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这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在那目光里，你不是某某公司的员工，不是谁的子女或父母，你就是一个纯粹的生命体，和它一样，在呼吸，在存在。
我开始模仿黄胖子,等地铁时不看手机，看人们的鞋——沾满灰尘的工装鞋、锃亮的皮鞋、磨边的运动鞋，每一双都驮着一个故事，在咖啡厅不戴耳机，听隔壁桌断续的谈话、勺子碰杯壁的脆响、窗外忽远忽近的车流，这些原本被定义为“背景噪音”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活立体，黄胖子让我重新学会“直接进入”当下，不通过屏幕，不借助语言，就用最原始的感官去触摸世界的质地。
这种“直接进入”，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成了奢侈的能力。
我们习惯了通过镜头看风景,通过弹幕看视频，通过评论看新闻，世界被层层转码、解码、再编码，我们离真实的触感越来越远，而黄胖子，它直接用肉垫感受晨露的凉，用胡须丈量墙缝的宽，用鼻子辨认昨夜哪只猫曾在此逗留，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介化生存”的温柔反叛。
老街要拆迁的消息传来时,整条巷子躁动不安，邻居们打包行李，谈论补偿款，焦虑着未知的将来，只有黄胖子，依然在固定的时间出现在固定的地点，舔毛、打盹、注视行人，拆迁队的轰鸣声逼近的那个下午，我看见它蹲在即将被推倒的院墙上，背对着落日，那一刻它不像猫，像一尊小小的狮身人面像，守着某个古老而即将消逝的谜语。
后来,巷子变成了工地，邻居们四散，我再没见过黄胖子，有人说它跟着一户人家去了新区，有人说它消失在城市的更深处。
但我总觉得它还在,每当我开始习惯通过屏幕而非眼睛去看世界，每当我在喧嚣中忘记如何倾听寂静，黄胖子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就会在记忆里亮起来，它教我：“直接进入”当下吧，像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样，去触摸风，去凝视光，去成为此时此刻的全部。
毕竟,在成为一个自媒体作者、一个社会角色之前，我首先是一个生命，需要阳光、空气、水和一双能真正看见世界的眼睛——这是黄胖子，一只流浪街角的小黄猫，留给我的，最朴素的传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