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棵三百年的古榕死了,不是枯死，是被沣水活活淹死的，大水漫上来那年，根还抓着泥土，叶子却先学会了游泳，村里人都说，水退了它就能活过来，可水退了三年，它再没绿过，树死了，像溺毙的人，肿胀的躯干歪斜着，树皮剥落处露出惨白的内里，像是被水泡烂的骨头，我站在这朽木前，脚下是干涸龟裂的河床，沣水改道了，他们说，可我总觉得，是沣水把她带走了，把那个“沣满的女儿”带走了，连带着她的一切。
我记忆里的沣水,是丰腴而慷慨的，夏天是浊黄的，咆哮着，裹挟着上游的泥土与生命力，漫过青石台阶，几乎要舔到祠堂那高高的门槛，女人们挽起裤腿，在漫上来的浅滩处捶打衣物，棒槌声和着水声，清脆又沉稳，孩子们光着屁股在稍远处扑腾，被太阳晒成泥鳅般的颜色，那时，整个村庄都浸泡在一种饱和的、几乎要溢出来的水汽里，空气是重的，吸一口，肺腑间都是河泥的腥与岸边水草的清涩，外婆总说，我们是“沣满的女儿”，沣水满了，仓廪就满了，日子就满了，人心也跟着满当当的，踏实。
外婆就是最像“沣满的女儿”的人，她个子不高，骨架却宽大，一双手伸开，像两把厚实的蒲扇，她能在齐膝深的水里稳稳站上半天，摸出一篓子肥美的河蚌，她认得沣水每一次呼吸的节奏，哪年汛期早，哪年水色清得反常预兆着干旱，她看看天色，摸摸风向，便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她的故事、歌谣、甚至她腌渍的酸菜、酿造的米酒，都带着一股沣水赋予的、浑厚的底味，祠堂祭祖，她是唯一被允许在仪式尾声，向河里洒一把糯米的女人，那糯米不是祭神，是“酬河”，是女儿对滋养她的母亲，一种最朴素的回馈，那时的沣水与村庄，是一种血肉交融的“满”，水养活了人，人的敬畏与劳作，又仿佛让这条河有了人的温度。
可不知从哪一年起,这种“满”开始变质，先是上游的水库像一只巨大的胃，吞掉了汛期大部分的狂放，接着是水泥堤岸，高高的，笔直的，把沣水规训成一条驯顺的、只在河槽里流动的灰色带子，水清了，也浅了，再也漫不上那些被磨得光滑的青石，孩子们被禁止下水，说是有污染，不安全，棒槌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家洗衣机单调的轰鸣，河水不再慷慨，它成了一条被审视、被利用、需要保持“水质达标”的客体。
村庄也跟着“干涸”了，年轻人像退潮一样离开，去往更大的、没有河流记忆的城市，祠堂重修了，飞檐斗拱，彩绘崭新，却冷清得像个布景，节日里也有仪式，穿着租赁来的夸张古装，步骤繁琐，却唯独少了那份向河里洒糯米的环节，主持的老人嘟囔：“河都没了，酬给谁看？”是啊，酬给谁看？那个需要被感激、被对话的“母亲”，已经变成水利图纸上一条标注流量的线段。
我试图寻找“沣满的女儿”们，外婆老了，蜷在阳光里，像一枚被风干的枣，她的手依旧宽大，却只握得住一只温热的茶杯，问她沣水的事，她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新建的水泥桥，半晌，摇摇头：“水没魂了。”那些曾和她一起在河边劳作的婶娘们，有的在带孙子，刷着手机里光怪陆离的短视频；有的在村口新开的、播放着网络神曲的超市里闲聊，她们谈论药价、彩礼、城里打工孩子的房贷，言语琐碎而焦虑，像缺水的叶子，边缘卷曲着，她们身上那股被沣水浸润过的、宽阔而稳当的气息，正在被一种普遍的、干燥的焦灼所取代。
我站在这死去的古榕与干涸的河床之间,忽然感到一种置身汪洋的窒息，那浩荡的、淹没一切的“水”，不再是身旁的沣河，而是另一种东西——是势不可挡的“发展”，是整齐划一的“现代化”，是无所不在的虚拟网络和信息洪流，它席卷一切，冲刷掉差异，抚平沟壑，也淹没了像“沣满的女儿”这样，人与土地、与河流之间那份细腻、具体、有来有往的情感联结与身份认同。
我们都被这更大的、无形的水体浸泡着，漂浮着，呼吸着被同一处理过的空气，我们是否也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溺亡者”？身体活着，精神里那些与特定土地、河流深深纠缠的根须，却早已悄悄腐烂，古榕死于有形的沣水，而我们，或许正死于那无形之水的“满溢”。
风从干河床上吹过,扬起细沙，迷了眼，我揉着眼睛，仿佛又看见外婆向滔滔河水中撒出那把糯米的场景，米粒在阳光下闪着一瞬即逝的、珍珠般的光，旋即被浑黄的河水温柔吞没，那是一个女儿，对她世界的母亲，最后一次笃定而温柔的应答。
河水不再需要应答,而我们，这失怙的一代，又将去向何方？身后，古榕朽黑的枝桠直刺天空，像一个巨大的、挣扎的问号，也是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