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低吼，像一头疲惫的巨兽在晨光里苏醒，车门“嗤”地一声，吐出混浊一夜的梦呓，又大口吞进清冷的空气，与熙攘的人潮，我挤上这辆早高峰的公交车，瞬间被一股复杂的温热包裹——廉价香水尾调、尚未散尽的包子油气、消毒水若有若无的涩，还有无数种呼吸与体热搅拌在一起的，属于生活的、毛茸茸的底色，车厢是一个巨大的共鸣箱，发动机的震颤从脚底传来，塑料座椅吱呀，拉环吊环轻撞着金属杆叮当作响，世界在这里被压缩成一条狭窄的甬道，以每小时三十公里的匀速,滑过城市刚刚睁开的眼睛。
就在这摇晃的、几乎是混沌的基底上，诗，却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猛烈地滋生，它不是印在精装书册里需要正襟危坐去解读的符号，而是从每一个缝隙，每一个不经意的姿态，每一次呼吸的起伏间，不容分说地迸溅出来。
看那个靠窗的老工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安全帽搁在膝上，像卸下的一小块天空，阳光透过污迹斑斑的车窗，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切割出明暗，他怔怔望着窗外飞退的脚手架与塔吊，眼神空茫，嘴唇却在不自觉地轻微嗫嚅，那不是在说话，那是在默诵，也许是一段家乡小调，也许是多年前某本连环画上的句子，又或许，只是反复咀嚼着自己即将要拧紧的无数颗螺丝——那是否也是一种关于坚固与连接的、最朴素的诗行？他的沉默,是这首诗最厚重的留白。
我前方的学生，将脸埋在一本摊开的习题集里，笔尖在草稿纸上演算，沙沙声细密如春雨，可她的另一只手，却紧紧攥着手机，耳机线蜿蜒入耳，偶尔，她会猛地抬头，眼神飞快地扫过一站站名，那焦灼的眸光里，映照的是未卜的前程，还是昨夜未追完的剧集里，某个令她心神摇曳的虚构人生？她的此刻，是现实与幻梦激烈交锋的十四行，对仗或许不工整，韵脚满是焦虑,却真实得烫手。
一位年轻的母亲，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孩，她以一种近乎雕塑般的凝固姿态，维持着最安稳的摇篮，车厢每一次颠簸，她的手臂肌肉便骤然绷紧，旋即又强迫自己松弛，生怕惊扰了那片小小的、信赖的梦境，她额角沁出的细汗，她凝视孩子时那融化一切疲惫的、近乎神性的柔光，难道不是一篇关于守护与爱的、无字却最澎湃的抒情长诗？整节车厢的嘈杂,都成了这首诗最谦卑的注脚。
还有那对白发苍苍的夫妇，他们并肩坐着，并不交谈，老太太的手，却始终搁在老先生的膝头，到站时车身一晃，老先生下意识地，用自己布满老年斑的手，覆住了那只同样布满皱纹的手，短短三秒，十指交扣，旋即松开，没有一句话，可那三秒的紧握里，包含了多少惊涛骇浪的过往，多少已成习惯的担忧，多少无需言说的“我在”？这是一个史诗的结尾，所有的征战、迁徙、悲欢都已沉淀，只剩下这到站时一次条件反射般的保护，最宏大的叙事,归于最微小的触碰。
甚至那个角落里，妆容精致却难掩倦容的白领，正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练习一个标准的、弧度精确的“职业微笑”，一遍，又一遍，那是在排练一首献给生存的、名为《得体》的讽喻诗，车窗上，映出她练习的侧影，与窗外飞速掠过的、巨大广告牌上另一个光芒万丈的模特笑脸重叠、分离，构成奇特的互文，个体与符号，真实与表演,在这移动的镜框中相互诘问。
我不再是一个无聊的、被动的乘客，我成了这场诗歌盛宴的秘密记录员，公交车，这现代都市最平凡不过的钢铁造物，此刻在我眼中，变成了一架奇异的移动诗篇生成器，它的每一次刹车，都是一个突兀的断行；每一次转弯，都是一次意象的跳跃；每一站开门关门，都是章节的起承转合，上上下下的乘客，是流动的字符，带着各自的故事、体温与命运，在这里短暂交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语义划痕。
我们互不相识，缄默无言，被各自的烦恼与期许填满，在这共处的、摇晃的二十分钟里，我们却在无意中共同创作，老工人的怀想，是诗的过去完成时；学生的焦灼，是现在进行时；母亲的凝视，是永恒的现在时；老夫妇的紧扣，是隽永的将来完成时，我的观察与联想，则是试图串联起这一切的、笨拙的旁白。
车厢广播报出我的站名，我该下车了，挤向车门时，我与无数个“诗人”擦肩，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刚刚参与了一场怎样磅礴而无名的创作，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诗，从来就不只是文字，它是生命在具体时空里，留下的形状、温度与痕迹，当公交车门在我身后合拢，载着那首未完成的、集体的长诗继续驶向下一站，我踏入清冽的晨风里,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充盈。
城市依然喧嚣，生活照常庸碌，但我知道，在每一辆摇晃的铁皮车厢里，在每一次凝望、每一回走神、每一秒坚持与每一次温柔的羁绊里，都有诗句在猛烈地诞生，无声地喧嚣，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人间巨著里，不自知的、却又无可替代的一个词，一个标点，一行正在被书写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