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蝉鸣撕扯着夏夜的粘稠,我第一百次摔下笔，对着满桌模拟卷崩溃低吼：“我受不了了！”母亲推门进来，手里端着切好的水果，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捡起滚落在地的笔，放回我手边，这已是本周第三次，她本该严厉地训斥我的浮躁，可她只是摸了摸我的头，温声道：“累了就歇会儿。”
那年我十八岁,一个将所有理智都抵押给“的赌徒，高考倒计时像悬在头顶的利剑，而我，将全部焦虑、恐惧、坏脾气，毫无保留地倾泻在离我最近的人——我的母亲身上，我以“备考”之名，行使着一种残忍的特权。
我“纵容”自己凌晨两点摇醒她，说想吃城西的馄饨，她睡眼惺忪地披衣出门，穿过大半个寂静的城市，我“纵容”自己因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将整本辅导书摔在地上，对她小心翼翼的关切报以冷眼，我甚至“纵容”自己，在模拟考失利后，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任她在门外端着饭菜，用几乎哀求的声音劝上一两个小时。
母亲默默接纳了一切,她成了我情绪风暴里最平静的港湾，也是唯一的受害者，她的“纵容”没有底线：从我挑剔饭菜口味后变着花样的三餐，到我随口抱怨同桌干扰学习后，她辗转托人帮我调换座位；从我省下洗漱时间多刷一道题而任由房间乱成垃圾场，到她悄悄收拾一切并替我向催缴资料的老师撒谎请假。
我曾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我以为，这便是“爱”在非常时期应有的模样——一种近乎奉献的牺牲，一种目标明确的投资，直到那个闷热的午后。
离高考还有三天,我因极度紧张引发偏头痛，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母亲坐在床边，用微凉的手指一下下按着我的太阳穴，房间里只有老旧空调的嗡鸣，和母亲极力压抑的、细微的抽鼻声，我眯着眼，瞥见她侧脸有未擦净的泪痕，那一刻，我心里某根绷紧的弦，忽然断裂般地一颤，我从未想过，她的沉默里藏着多少提心吊胆，她的顺从下压着多少无力与心疼，她纵容的不是我的坏脾气，而是她无法替我承受的压力与痛苦；她所承受的，是我那被“前途”异化成怪兽的、自私的青春。
高考最后一科结束,走出考场，我在汹涌的人潮中一眼看见她，她挤在最前面，踮着脚，手里举着一把可笑的、印着广告的塑料扇子，在看到我的瞬间，眼睛亮了起来，那是一种如释重负、近乎虚脱的明亮，没有追问考得如何，她只是快步上前，接过我沉重的书包，说：“走，回家，妈给你炖了汤。”
后来,我如愿去了远方的大学，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岁月的距离让我终于能回头，看清那段岁月狰狞的全貌，我懂了，母亲哪里是在“纵容”我？她是在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忍耐，为我笨拙而狂躁的成长“托底”，在我眼里关乎命运的高考，在她那里，或许只关乎一件事——她的孩子能否平安健康地渡过这场煎熬。
我也到了会为某事焦虑彻夜的年纪,每当压力袭来，我总会想起母亲那双沉默接纳一切的眼睛，我心中没有自豪，只有一阵阵深不见底的后怕与愧疚，我后怕于自己曾将最锋利的刀尖朝向最爱我的人；我愧疚于那场以“爱”为名的掠夺，代价是她无数个不眠的夜和陡然增多的白发。
高考,我赢得了一场考试，却差点输掉对母爱最基本的感知，妈妈，原来您最大的纵容，是纵容我耗尽您的年华来浇灌我的成长，而后，又纵容我将这份沉甸甸的债，拖欠了这么久，这份纵容，我该用怎样的余生，才能还得清？那被高考偷走的，不只是我的青春，更是您坦然无忧的那段人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