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城市渐渐安静下来，李老师关上最后一份教案，轻轻揉了揉发酸的手腕，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提醒她，明天早上六点还要赶往第一个学生家，这是她本周的第六份家教——是的，除了白天在学校担任语文教师，她的夜晚和周末被分割成六个不同的家庭、六个不同的孩子。
“老师，您是不是很累？”上周，一个初三女孩忽然抬头问她，李老师怔了一下，笑着摇头：“怎么会？教你们我很开心。”可她心底知道，身体的疲惫早已渗入骨髓，这份“开心”背后，是连续三个月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的生活，是备课、改作业、赶路、沟通家长之间的无缝衔接，为什么一位有正式编制的教师，要同时接下六份家教？
答案藏在现实的缝隙里，李老师的丈夫三年前因病失业，婆婆常年用药，儿子即将升入高中，补习费、生活费、医疗费……学校的工资在账单面前显得单薄，她曾想过辞职去培训机构，但舍不得班里的孩子；她也试过申请调岗，却被告知“政策不允许”，当家教中介把需求发来时，她咬了咬牙：“接吧，多一份是一份。”
起初只是周末带两个学生，后来家长之间口耳相传：“李老师教得好，孩子成绩真的上去了。”邀请接踵而至，从小学作文辅导到高三古文冲刺，从晚上七点到十点，她的时间被精确切割，有时在公交上改卷子，有时在便利店扒两口饭赶下一场，有家长委婉提醒：“李老师，您在学校是不是太忙了？我家孩子最近进步慢了。”她只能道歉，然后深夜重新调整教案。
这不仅仅是李老师一个人的故事，在不少二三线城市，尤其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地区，许多教师正过着类似的“双面人生”：白天站在讲台传递知识，晚上辗转于不同客厅辅导功课，他们中有人为了生计，有人迫于人情，也有人被裹挟进“补习经济”的浪潮，一位教师在匿名论坛写道：“我仿佛成了知识工人，按小时售卖自己的经验。”
当教育变成“赶场”，一些东西正在悄然流失，李老师发现自己越来越难记得每个学生的细微情绪：那个总低着头的小女孩最近为什么沉默？那个爱插话的男孩是否在掩盖不安？在学校，她尽力保持饱满的状态，但难免在课堂间隙走神——昨晚那个高三生的压轴题解法，真的讲透彻了吗？
家长的需求也在扭曲教育的本质，有家长直接要求：“只教考试重点，其他不用管”；有家长比较课时费，暗示“隔壁王老师每小时便宜二十块”，李老师曾试图在辅导时和孩子聊聊梦想，却被家长委婉打断：“老师，咱们抓紧时间讲题吧。”她逐渐意识到，在这六份家教中，自己更像一台“提分机器”，而非灵魂的点燃者。
更深的矛盾在于，这种个体挣扎折射出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困境，教师待遇的地区差异、课外补习的市场化、家长焦虑的传递、应试教育的惯性……当社会将“提分”视为教育的核心价值，教师便不得不成为多面手：既要维持课堂质量，又要参与课外竞争，而像李老师这样的教师，其实站在悖论的中央——她们用私人时间弥补公共教育的不足，却又因过度劳累可能削弱本职工作的精力。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燃烧，”李老师对朋友苦笑，“但不知道光能亮多久。”她担心身体垮掉，更担心这种节奏让教育失去温度，一次，她因为连轴转感冒失声，不得不临时取消所有家教，没想到有好几位家长第一反应是询问“何时补课”，而非关心她的健康，那一刻，她对着手机屏幕红了眼眶。
在机械的奔波中，仍有光偶然照进来，那个曾问她是否疲惫的初三女孩，悄悄在作文里写：“我的家教老师身上有粉笔灰和星光的味道，我知道她很累，所以我想更努力一点。”李老师读到这段话时，正在地铁站啃面包，她忽然觉得，那些深夜的路灯、那些稚嫩的脸庞，或许仍在提醒她最初的信仰——教育是关于人的事业，哪怕它此刻被生活压得沉重。
截至今年，全国中小学生课外辅导参与率仍居高不下，而像李老师这样“兼职家教”的教师群体从未消失，他们的故事，是个人选择，也是时代注脚：在理想与现实、公共职责与私人负担之间，教育者如何寻找平衡？社会又该如何正视他们的困境？
也许，当有一天教师不再需要依靠“六份家教”维持生活，当教育评价不再窄化为分数竞争，那些深夜的灯火才能真正照亮教与学的本质——不是知识的搬运，而是生命的相互滋养，而在此之前，每一份奔波或许都值得记录：因为它们照见的，不仅是一位女教师的生活，更是一个时代教育的侧影与温度。
（全文约13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