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是从三天前开始的，客厅中央那方用了五年的旧茶几，被一张铺着米白提花桌布的新茶几取代；书架上，我的诗集和儿子的绘本暂时退居二线，显眼处摆上了丈夫熬夜读完的《置身事内》与《万历十五年》；空气里，往常清甜的橙花香气，也被更沉稳的檀香仔细覆盖，丈夫反复检查插座位置，确保部长的手机能随时在沙发旁找到充电口，每一个细节，都像在雕琢一件微型的权力艺术品，而我们家,是那只小心翼翼的展览柜。
门铃响起，丈夫几乎是弹射起身，整理了一下并无线头的衬衫下摆，门开处，部长并未如想象中那般严肃，反而带着家常笑容，手里还提着一盒包装精致的茶叶。“叨扰了，弟妹。”他声音温和，当他踏入玄关，脱下皮鞋的刹那，某种看不见的力场便悄然弥漫开来，丈夫习惯性想伸手接过外套，部长已自然递出；落座时，丈夫的臀部只沾了三分之二的沙发面，背部挺直如尺；倒茶时，他手腕悬停的角度，茶水注入的流速,都精确得像经过计算。
我作为女主人，似乎是这场仪式中唯一被允许“自然”一点的角色，我端上果盘，笑着招呼，询问部长子女的近况，部长也含笑应答，夸赞客厅布置雅致，询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这份松弛是栅栏内的草坪，我的每一个话题，都自觉避开了可能引发争议的领域；每一次笑声的音量，都控制在愉悦但不刺耳的范围，我成了这场权力微雕中,那抹用于柔化棱角的暖色釉彩。
闲聊间，部长提及单位最近的一项人事微调，语气平常得像在评论天气，丈夫的呼吸有半秒凝滞，旋即换上专注聆听的神情，手指却不自觉在膝盖上轻敲了两下——那是他极度紧张时的小动作，我起身去厨房“看看汤”，为他们留出绝对私密的谈话空间，厨房玻璃门模糊了他们的身影，但那种紧绷的、充满机锋与试探的暗流，仍穿透门隙，丝丝缕缕地渗进来，客厅此刻已不是家，而是一个微缩的朝堂，一次非正式的述职，一场关于忠诚、能力与未来的无声答辩。
部长离开后，房间里留下一种奇特的真空，丈夫沉默地靠在沙发上，良久，才长长舒了一口气，领带被扯松，那挺了一晚的脊梁终于软塌下来，我们相视一笑，有些疲惫，有些荒诞，他主动收拾起茶杯，我把那方米白桌布撤下，换回印着卡通蘑菇的旧桌布，檀香气味太沉了，我们推开窗，让晚风灌进来，带走那一室精心营造的“雅致”。
这场为时两个半小时的“家宴”，让我看清了许多，我们是在表演，表演一个符合社会预期的“得体”家庭；丈夫在表演一个恭敬而不失能力的下属；部长，或许也在表演一位亲民而不失威严的领导，家庭，这个理论上最私密、最应卸下防备的港湾，在权力目光的短暂注视下，迅速被征用，被重构，它不再仅仅是情感的巢穴，更成了社会身份的延伸展厅,是丈夫职业版图上一块需要精心擦拭的招牌。
夜深了，一切恢复原样，儿子从外婆家回来，蹦跳着扑进沙发，抱怨着卡通桌布比“那块白色的漂亮多了”，丈夫搂着他，笑容是整晚最真实的一次，我忽然明白，真正属于我们的“家”，或许恰恰存在于部长到来之前那焦虑的准备中，存在于他离开之后这疲惫的松弛里，在那两个半小时被精心微雕的时光之外，在那些不必表演的、琐碎甚至杂乱的真实里。
权力的触角无孔不入，它甚至能短暂地重塑一个客厅的气场，但好在，它终会退潮，生活的毛边、亲昵的随意、甚至争吵的烟火气，才是家不可篡改的底色，这场做客像一次微创手术，切开了生活的表皮，让我们瞥见了底下复杂交织的血管——社会的、职场的、家庭的，伤口很快愈合，但那个瞬间的透视，却留下了长久的省思：我们该如何在社会的方格与内心的旷野之间，守卫那一方真正可以瘫坐、可以叹息、可以不必微雕的柔软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