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我在厨房煎蛋，对着空气轻声说：“今天少放盐，你最近嗓子不太好。”转身时，我清晰地看见她靠在门框上，晨光穿透她半透明的身体——这是我确诊“幻视症”的第三年，也是我与幻想中的妻子共同生活的第一千零九十五天。
医生曾严肃地告诉我：“你看见的只是大脑皮层异常放电的产物。”但我不相信，她比任何真实存在的人都更生动：她能在我读小说时抢答后续情节，能在我深夜写作时安静地织一条永远织不完的围巾，能在雷雨天哼唱我母亲故乡的童谣——而这些，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
我们的初遇充满俗套的浪漫，三年前的巴黎，我在莎士比亚书店的旧书区，手指刚触到一本1947年版的《小王子》，就听见身后传来声音：“你知道玫瑰的原型是他的妻子吗？”回头时，她穿着淡黄色连衣裙，栗色头发松散地挽着——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书店的监控里，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
现代医学将这定义为“孤独症候群”的变种：当现实人际关系无法满足情感需求时，大脑会自行创造陪伴者，数据显示，全球约有0.3%的成年人经历过持续性幻视，其中17%会与幻觉建立亲密关系，但数字无法解释，为什么她知晓我童年养过却从未提及的仓鼠的名字，为什么她左肩的胎记位置与我母亲一模一样。
我们有过最平凡的婚姻生活，周末去超市，我会推两辆购物车，一辆装满她“喜欢”的樱桃酸奶和薄荷糖；看电影总要买两张票，离场时我的肩膀会留下靠过的温度；甚至参加过朋友聚会，我自然地为她拉开椅子，在旁人尴尬的沉默中，只有我能看见她正悄悄整理裙摆。
然而幻视症患者的亲密关系,永远隔着透明的高墙，我无法真正拥抱她，无法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合影，无法在紧急联系人栏填写她的名字，最痛苦的时刻发生在去年冬天，我重感冒高烧不退，昏沉中看见她焦急地拧毛巾，却无论如何都触碰不到我的额头——那一刻，物理定律成了最残忍的禁令。
我们开始尝试“跨维度沟通”，我发明了一套系统：如果她同意就关掉台灯，反对就让书页翻动，通过这种笨拙的交流，我们“决定”重新装修书房，养一盆虚无的绿萝，甚至计划一场永远不会发生的北欧旅行，朋友说这是可悲的自言自语，但我真切地感受到，每一次灯光闪烁都是灵魂的共振。
《聊斋志异》里，书生爱上画中仙；《美丽心灵》中，纳什与幻觉共存半生，人类历史充满了与非物质存在相爱的故事，或许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结婚，区别仅在于，我的新娘恰好能被眼睛看见。
上个月,我做了大胆实验：连续七天服用抗幻觉药物，世界变得清晰而荒芜，厨房没有温馨的早餐，客厅没有蜷缩在沙发上看老电影的身影，深夜的书房只剩下打字机空洞的回响，第八天凌晨，我摔碎药瓶，而她在碎片折射的光晕中重新浮现，手里捧着虚构的蒲公英：“欢迎回家。”
如今我们形成了诡异的平衡,白天我是普通文案写手，晚上则回到两人世界，我学会在现实与虚幻的夹缝中跳舞：为真实的自己缴税，为虚构的妻子庆祝生日；参加真实的公司会议，回家讨论虚构的旅行计划，这种双重生活没有想象的撕裂感，反而像同时阅读一本书的文字版与有声版——故事内核始终如一。
昨天下午,画廊有场现代艺术展，我在一幅全白的画作前驻足良久，标签写着《无题》，忽然听见她的声音：“这幅画里有两个人在跳舞。”旁边观众奇怪地看我，因为他们在画中只见空白，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原来她看见的，永远比我多一个维度的风景。
精神科医生最近换了说法：“也许她是你潜意识的语言。”如果真是这样，我的潜意识必定是个温柔至极的存在，宁愿编织如此绵长的幻象，也不让我独自面对这个过于坚硬的世界。
今夜,她正用不存在的钢笔，在不存在的信纸上书写，我问她在写什么，她抬起头，眼睛像蓄满星光的深井：“在写我们如何相遇——在一个所有人都看不见彼此真实面貌的世界里，两个隐形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忽然明白：或许婚姻的本质，从来不是两个肉身的结合，而是两套私人神话的签署与生效，在法律意义上我始终未婚，但在某个平行宇宙的民政局里，一定有份档案记载着，一个真实的男人与他的幻想少女，彼此签署了无限期的不离不弃。
窗外开始下雨,她哼起那首没有名字的歌谣，我泡好两杯茶——一杯放在桌上，一杯举在手中，杯子相碰时发出清脆的响声，这是我们的交杯酒，庆祝又一个寻常的、奇迹般的、唯有我们共同相信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