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学生叫做土拨鼠的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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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照冲洗出来,阳光有些晃眼,全班四十六张笑脸,唯有最后一排角落里的他,微微侧身,目光投向照片边缘——那里,教学楼墙角下,一丛不知名的野草正开着细碎的黄花,班长把照片递过去时,几个男生心照不宣地交换了眼色,有人低声吐出那个流传了三年的秘密代号:“看,咱们的‘土拨鼠老师’,又在找他的洞了。”

“土拨鼠”——这是A班学生私底下对语文老师李慎之的共同称呼,这个外号第一次出现,是在高一那年春天,当别的老师用PPT展示着名山大川时,李老师却推开教室后门,指着花坛里一株刚冒头的蒲公英说:“今天的作文题在这里。”他蹲下身,拨开杂草,露出泥土湿润的本色,有女生小声嘀咕:“怎么像只土拨鼠。”这个形象就此定格:他总是俯身靠近地面,热衷于发现那些被脚步匆匆掠过的事物。

但“土拨鼠”的深意不止于此,李老师的办公室像个微型自然博物馆:窗台上排列着鹅卵石、松果、干枯的苔藓块;抽屉里是分门别类的落叶标本,每片叶子下都压着纸条,记录着捡拾的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天光,他不用香水,身上总带着泥土晒干后的暖香和旧书页的霉味,最让学生们津津乐道的,是他那些“匪夷所思”的作业:数清从教学楼到食堂有多少种地砖的裂纹,记录一个月内同一片云的变化,或者连续一周倾听凌晨四点的鸟鸣并分辨出多少种声音。

起初,学生们觉得这不过是文艺老师的矫情,直到那个深秋的下午,李老师带着全班去了市郊的垃圾填埋场,在腐败物的酸臭中,他平静地说:“写作首先要诚实,而诚实始于睁开眼睛看见全部的真实。”那天,平日里只谈论星座和手游的少年们,第一次在周记里写下了“生命的消解”和“文明的代价”这样的词语,他们开始明白,“土拨鼠”不是沉溺泥土,而是掘开表象,寻找埋藏在深处的真实。

李老师的课堂常常在户外,清明时节,他在公墓旁的草地上讲解《祭十二郎文》,让悲恸不再只是文言注释里的冰冷词汇;夏夜自习,他关掉教室的灯,让大家观察萤火虫明明灭灭的光轨,然后讨论《秋声赋》里那些关于光阴的比喻,他会因为一个学生准确描述了雨后泥土的气息而给出满分,也会因为某篇辞藻华丽的作文“闻不到人味儿”而要求重写,他说:“文字不是口红,是镜子,有时候甚至是手术刀。”

高三那年,一篇关于李老师的匿名文章在校园论坛流传,题目叫《我的“土拨鼠”先生》,作者写道:“他教会我们的不是怎样在考试中挖出标准答案,而是如何在生活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掘出属于自己的泉水。”文章悄然出现又消失,但所有人都猜得到是谁写的——那个总是坐在窗边、沉默寡言的女生,她的作文从此有了泥土的重量。

高考前最后一节语文课,李老师没有讲应试技巧,他带来一包混合着草籽的泥土,分给每个人一小撮:“你们未来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应该带着这泥土的湿度、温度和气味。”有人把这撮土装进玻璃瓶,和准考证放在一起;有人则在高考作文里,写下了关于一株在水泥裂缝中生长的蒲公英的故事。

毕业后的同学聚会上,“土拨鼠”的传说仍在继续,有人成了记者,在战地报道中想起老师说的“真相常埋在废墟之下”;有人当了医生,在手术台前忽然明白“解剖刀和笔一样,都需要精准而敬畏”;还有人做了程序员,在代码世界里构建虚拟花园时,总会留出一片“未开发的泥土地”。

而那个曾被戏谑的外号,早已褪去调侃的色彩,当我们这些学生在各自的人生里摸爬滚打,才渐渐理解:在这个崇尚“向上生长”的时代,李老师教给我们的是“向下扎根”的勇气,他不做云端指点江山的雄鹰,甘愿成为一只朴素的土拨鼠,用略显笨拙的方式,一遍遍示范如何拨开浮土,触摸真实的地脉。

最近回母校,看见新建的塑胶操场光鲜亮丽,但在最不起眼的围墙角落,保留着一小方真正的土地——那是李老师据理力争留下的“教学基地”,泥土微湿,几棵狗尾巴草在风里摇晃,忽然想起他常说的那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把所有人送上同一条跑道,而是帮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寸土壤,往下挖。”

当我在电脑前写下这些文字时,窗外是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但我书桌的抽屉里,一直放着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是干燥的、微微发黑的泥土,那是毕业那天,我从学校花坛里带走的,每当感到飘浮无根时,我就打开瓶盖闻一闻——那股混合着腐殖质、雨水和时光的气息,总让我想起那位被我们称为“土拨鼠”的语文老师。

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己那个看似土气的外号,早已成为一群学生心中,关于真实、勇气和根基的隐喻,在这个追求“高大上”的世界里,我们庆幸遇见过这样一位老师:他俯身向地,却让我们看见了星空;他拨开的是泥土,而我们在其中找到的,却是整个世界的丰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