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道地图上，它只是一个需要放大数次才会显现的、几乎被省略的圆点；在匆匆驶过的高速公路广告牌上，它的名字绝不会出现，阴埠，这个蜷缩在大河拐弯处的古老村落，像一句被岁月磨去了标点的偈语，静静地躺在水声与山影之间，若不是一次偶然的绕行，我大概永远不会与这个名字相遇，更不会知晓，一个地名,竟能如此沉重地压住一段奔腾的过往。
“埠”字从土从阜，本意是停船的码头，是物流人往的喧闹所在，而冠以“阴”字，顿生一股挥之不去的寂寥与凉意，这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当地的老人用豁了牙的嘴，慢悠悠地为我拆解：此处河道回环，山丘北抱，日照短促，终年水汽氤氲，故名“阴”，至于“埠”，他枯槁的手指向那条如今已显温顺的大河：“喏，早一百年，这里是上通州府、下达湖广的要津啊。”
我试图想象，想象晨雾未散时，码头上响起的粗重号子，扁舟与帆影搅碎一河金光；想象挑着茶捆、背着盐篓的脚夫，在青石板铺就的埠头上踩出油亮的凹痕；想象岸边酒旗招展的客栈里，商贾、学子、官员、艺人，南腔北调地交换着远方的故事，那时的阴埠，脉搏应与大河的浪潮同频，每一次呼吸都吞吐着整个流域的繁华与野心，它不该是“阴”的，它应是灯火彻夜不眠、人声鼎沸不休的“阳埠”。
河道改造，公路贯通，如同命运轻轻转了个身，便将经济的主动脉挪移了位置，铁路与高速，这些现代文明的钢铁巨兽，以笔直的傲慢，重新绘制了世界的联系图，阴埠，连同它赖以生存的那个弯曲的渡口，被果断地划在了线条之外，喧嚣如潮水般退去，留下了一片巨大的、贝壳般的寂静，如今的埠头，只剩下几级没入水中的光滑石阶，几根朽黑系缆的木桩，野草从缝隙里蓬勃地钻出，温柔又残酷地包裹着一切，阳光依然很好，但确如老人所言，因着山形水势，这里的光照总显得清冽而短暂，是一种“阴”的明亮，地名，在此刻显露出它预言般的精准与残忍——它早已为今天的寂寥,签下了注脚。
我沿着一线几乎被荒草淹没的小径，走进村子的深处，时间的流速在这里变得粘稠，明清遗存的马头墙倔强地耸立着，粉壁斑驳，露出内里竹篾的筋骨；雕花门楼上的戏曲人物，面容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只剩下飞扬的衣袂还保持着动态的虚影，更多的房屋是空的，门扉虚掩，庭院被野蒿和灌木占领，偶有几户人家，门口坐着眼神浑浊的老人，他们与身后的老屋一样，安静地坐在自己的阴影里，仿佛正在缓慢地，与这片土地进行最后的融合，他们不再讲述码头的故事，那过于遥远了，他们的话题，是后山谁家的竹子今年长得好，是城里儿子寄回的新药疗效如何，渡口的辉煌，于他们而言,或许只是一个比童年记忆还要苍白的传说。
我遇到一位中年妇人，在仅存的小卖部门口晒着豆角，她说，村子里最后一批壮劳力，十年前就去了下游的工业区，孩子能跟去的都跟去了，剩下的，便是走不掉的老人，和像她这样，因要照料老人而不得不留下的“夹心层”。“热闹？”她笑了笑，手里的活儿没停，“过年的时候会热闹几天，小车停满了晒谷坪，过了初五，就又静了，静得能听到河那边公路上汽车跑的声音。” 那是一种怎样的静呢？是能听见另一种喧嚣的静，是能听见自己被时代抛离的、清晰回响的静。
暮色四合时，我登上村后的矮山，俯瞰下去，阴埠如一艘巨大的、搁浅的古船，曾经的码头是它伸向世界的舷梯，如今舷梯已朽，它便永远停泊在了自己的倒影里，对岸，高速公路上的车流，正拉出一条无声而璀璨的光带，奔向远方灯火通明的城市，那光带如此耀眼，却照不亮这一湾静静的河水，与河边沉睡的村落，它们分属两个时空，中间隔着的不再是波涛,而是整个疾驰而去的时代。
离开时，我的车载导航数次试图将我引回主路，我关掉了它，我知道，像阴埠这样的地方，在广袤的国土上绝非孤例，它们是一个个被改写的逗号，是发展文章里被悄然省略的段落，我们奔赴一个又一个光鲜的“下一站”，而那些被“下一站”遗忘的“上一站”，便集体沉入了记忆的阴面，成为地名里一个讳莫如深的“阴”字。
车轮滚滚，将阴埠的静默重新还给身后的群山与长河，而那份由地名沁出的、关于繁华与荒芜、连接与断裂、逝去与固守的冰凉体认，却久久地沉积在我心里，挥之不去，它让我明白，有些地方，你只需知道它的名字,便已读完了它一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