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色”二字，放在今日语境，多少带着轻佻与冒犯，若我们将目光投向华夏文明的源头，回到那部质朴而热烈的《诗经》中去，便会发现，古人所言的“好色”，竟是一张经纬分明、恒久温柔的生命情网，关乎审美，关乎伦理,更关乎对天地人间一份深情而庄重的态度。
《诗经》开篇便是《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好逑”之心，便是最初、最本真的“好色”，它起于视觉与心灵的悸动——“窈窕”是形态之美，“淑”是品德之善，君子的思慕，并非止步于河畔的惊鸿一瞥，而是随之展开了“寤寐求之”、“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完整进程：从倾慕，到追求，再到以庄重礼乐相待的婚姻承诺，这里的“好色”，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典范，美是起点，但情感的河流必须流淌在道德的河床之上，最终汇入家庭与社会责任的海洋，它编织的，是一张以个人情愫为起点，以社会伦理为经纬的“情网”。
孔子评《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无邪”二字，正是古人“好色”观的核心密钥，它并非否定情感与对美的渴望，而是指情感的生发与表达，需出自天性之真，合乎礼制之正，无猥琐之念，无乖戾之气，如同《郑风·野有蔓草》所歌：“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旷野邂逅，清扬婉兮的美人，适我之愿，喜悦之情奔涌而真挚，但这喜悦明亮健康，如蔓草上的露珠，清澈照人，无半分邪僻阴暗，又《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下怀人，忧思悄怆，这份“劳心”因思念之美而起，因距离之美而深，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情感浓度极高，却依然纯净，此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这张“情网”，由“无邪”之心织就,网住的是人间至真至纯的情感体验。
古人“好色”的对象，亦不局限于美人，这张“情网”的维度广阔而深邃，实为对生命整体美感与秩序的挚爱。《诗经》中满是草木鸟兽之名，“桃之夭夭”、“蒹葭苍苍”、“呦呦鹿鸣”，是先民对自然万物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生机盎然的礼赞，这是对造化之工、生命之色的迷恋，诗中赞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君子德行，向往“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和谐人居环境，歌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袍泽之谊，以及“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亲子之情，此“色”，已升华为一切美好人格、伦理关系与生活秩序的璀璨光华，古人所“好”的，是一个由自然之美、人伦之善、礼乐之雅共同构成的、色彩斑斓而和谐有序的意义世界，他们以一生之情,将自己牢牢系于这张承载着文化认同与生命归属的宏大网络之中。
反观当下，我们的“好色”常常陷入两种贫瘠的境地：一是被简化为感官的、物化的、转瞬即逝的欲望投射，流于皮相，失之轻薄；二是在抽象概念与虚拟世界中，情感变得大而无当，却失去了与具体生命、周遭万物血肉相连的温度与质感，我们或许比古人见闻更广，但我们的“情网”却可能更加稀疏、脆弱,难以安放那颗在喧嚣中无所依归的心灵。
重温《诗经》里的智慧，并非要我们复古，而是启示我们，在漫长的一生里，如何重新学习“好色”——以“思无邪”的真诚，去悦纳容颜形体之美，更去深爱那背后的善良与智慧；以敏锐的诗心，去感受四时流转、草木枯荣，在自然中安顿身心；以庄敬的态度，去编织与呵护我们的亲情、友情、爱情，在伦理中确认价值；更以热烈的生命情怀，去追寻、创造并守护那些使生活值得一过的秩序、意义与光芒。
“好色”非罪，情深不寿，若此“情”能如先民那般，植根于厚土，舒展于礼乐，交织成一张连接自我、他人、自然与天道的坚韧而美好的网络，“好色一生”，便不再是轻浮的调侃，而是一场盛大且庄严的、对生命本身最深情的眷恋与奔赴，这张穿越三千年的情网，或许正能打捞起我们时代漂浮无依的灵魂,赋予我们一份沉静而丰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