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百人斩”这个触目惊心的词与“少女”并置，一种极致的反差便攫住了观者的心神，这并非现代臆造的猎奇故事，而是植根于日本战国末期血腥土壤的传奇，一个被历史记载与民间演义反复涂抹的形象，电影《百人斩少女》及其续作，将这段残酷传说视觉化，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远不止刀光剑影与尸山血海，它更像一柄冰冷的手术刀，剖开了权力齿轮的咬合处，让我们凝视那个被称作“工具”的少女，如何在完成杀戮指标的同时，进行着一场注定无望的、对自我与宿命的惨烈斩切。
影片的暴力美学，其核心魅力恰恰在于对“斩”的祛魅，它没有将杀戮浪漫化为潇洒的舞姿，而是赋予其一种沉重、精准乃至疲惫的质感，少女的刀锋划过脖颈、穿透躯体的瞬间，时常伴随的是喷溅的写实血雾、敌人眼中最后的惊愕，以及她自己那愈发空洞的眼神，每一次挥刀，都是对生命的一次计量式的剥夺，是为了凑足那冰冷的“百人”数目，这种呈现，消解了传统武侠或剑戟片中常有的快意恩仇，让暴力回归其本质——一种高效而残忍的肉体消除术，当数字累积，观众与主角共同体验到的，并非成就的快感，而是弥漫开来的麻木与虚无，斩杀的次数越多，她作为“人”的部分仿佛就被剥离得越彻底,逐渐沦为一部上紧发条的杀戮机器。
影片真正锋利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主角阿通（或其他类似设定的主角）如何从一部“机器”中苏醒，萌发出斩断自身命运的渴望，她成为“百人斩”的利刃，起初往往是出于最原始的动机：家族仇恨、生存胁迫、或被灌输的忠诚信仰，她是一个完美的工具，因为她的情感被压抑，她的目标被设定，她的价值仅由斩杀效率来衡量，但随着杀戮的进行，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并非全然邪恶、同样有着故事与面孔的“目标”时，工具的铁壳产生了裂痕，她开始质疑命令的意义，凝视自己染血的双手，感知到内心深处不属于工具的悸动——可能是对平凡温暖的刹那向往，是对无意义屠杀的本能厌恶,或是对操纵者的隐隐恨意。
一场更为艰难、也更为悲剧性的“斩切”悄然开始，她试图斩断的，是那根将她与操纵者相连的无形锁链，是那个被既定的、作为工具的宿命，这种反抗，在《百人斩少女》的故事脉络中，往往表现为对最后关键目标的违抗，对信任之人的保护，或是最终向幕后黑手挥刀，影片的残酷现实主义基调，常让这种反抗陷入深刻的悖论与无力，她可以用剑斩落千百头颅，却发现自己斩不断那张由权力、阴谋、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编织而成的大网，她的反抗，往往导致更惨烈的代价——亲友殒命，信念崩塌，自己亦走到穷途末路，工具试图摆脱工具的身份，但其思维、手段乃至存在本身，都已被“工具化”的过程所深刻塑造，她的反叛，悲壮而徒劳，宛如笼中之鸟撞击铁栏，每一次挣扎都让自己伤痕累累,却难以撼动囚笼分毫。
电影更进一步，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培育并利用这类“人形兵器”的系统本身，尤其是对其背后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冷峻的解构，表面上，少女被要求恪守“忠”、“勇”乃至“忍”的准则，为主君或目标献上一切，但影片剥开这层华丽的道德外衣，暴露出其内核的虚伪与残酷：所谓的“忠”，常是上位者对下属的绝对支配与情感剥削；“勇”，在无差别的屠杀中沦为野蛮的技术；而“忍”，则是对个体情感与人性需求的残酷压抑，当少女最终意识到，她所效忠的“大义”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幌子，她所信奉的“道路”直通毫无价值的死亡时，支撑她的整个精神世界便轰然倒塌，这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必然的崩溃，电影借此提问：当一种道德或信仰体系，其终极产品是创造出像“百人斩少女”这样既强大又悲惨、既被需要又被毁灭的存在时，这个体系本身,是否已然病入膏肓？
《百人斩少女》的深刻，还在于它精准地触碰了日本文化中“物哀”美学的神经，少女的形象，是绚烂与易逝的合一，她拥有樱花般凌冽绽放的杀人技艺，其生命却也如樱花般，注定在达到某种“极致”（完成百人斩，或实现反叛）后迅速凋零，她的美，与她的毁灭紧密相连；她的强大，反衬出她命运的不可抗拒，观众在惊叹其剑技之美的同时，早已预感到那必然降临的悲剧结局，从而生出一种深沉的怜悯与慨叹，这种“哀”，并非简单的悲伤,而是对美好事物受制于无常与宿命的深切共鸣。
“百人斩”成为一个充满反讽的隐喻，少女可以斩断血肉之躯，可以斩获惊世骇名，却斩不断将她禁锢的历史脉络、权力结构和文化宿命，她的刀，再快再利，也斩不开那无形的牢笼，电影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徘徊在历史阴影中的孤独身影，她用尽一生之力进行的“斩切”，最大的成果或许是让后来者看清了那条锁链的冰冷与坚固，在当下，这个形象依然具有警醒意义：它提醒我们警惕任何将人物化、工具化的意识形态，无论它披着传统、荣誉还是 necessity（必要性）的外衣，个体的觉醒与反抗或许无法瞬间摧毁庞大的系统，但那一次次挥向宿命的、看似徒劳的“斩切”，正是人性光芒不曾彻底湮灭的证明，这光芒虽弱，却足以照亮锁链的形状，并为所有不甘于被命运编排的灵魂，提供一声来自深渊的、凄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