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国产AV”与“一区二区”这两个词时常在一些隐秘的角落被并置讨论，形成一种略带戏谑与渴望的民间话语。“一区二区”的提法，借用自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DVD分区概念，却被网民巧妙地挪用，用以表达对国产影视内容，特别是成人向内容进行明确分类、区隔放映的强烈诉求，这背后所折射的，远非对某一类影片的简单猎奇，而是中国电影市场与观众在长期“无差别”放映模式下，积累已久的、对内容分级制度的集体性呼唤与面对现实的深层困境。
必须明确，在中国大陆现行的法律法规与监管框架下，所谓“国产AV”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开商业影视产品是不存在的，官方语境中，所有公开上映、播出的影视内容均需通过审查，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现实网络空间的信息流从未被完全阻隔，部分打着“软色情”、“擦边球”幌子的低劣网络大电影、微短剧层出不穷，它们游走在灰色地带，利用监管缝隙博取流量，反而损害了行业生态与观众体验；一些严肃的、涉及复杂人性、成人议题的艺术电影或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为了能顺利与观众见面，常常被迫进行删减、修改，导致叙事断裂、表达削弱,创作自由受到限制。
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带来了多重的“尴尬”，对于创作者而言，要么自我阉割以换取“通行证”，要么转向地下或海外，造成人才与创意的流失，对于成年观众而言，他们被迫与青少年观众接受同一套被“净化”后的内容标准，其日益增长且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正视和满足，对于青少年观众而言，缺乏分级指引，意味着他们可能在无意识中接触到不适合其年龄段的复杂或敏感内容，而家长也缺乏有效的参照标准来进行引导和筛选，所谓“一区二区”的民间调侃，正是这种普遍性尴尬与无奈情绪的产物——民众用自创的“分区”概念，试图在想象中构建一个更有序、更自主的观影环境。
放眼全球，电影分级制度已是行业常态，如美国的MPAA分级（G、PG、PG-13、R、NC-17），香港的I、IIA、IIB、III级，其核心目的并非“禁止”，而是“分类指导”，在保障创作自由的同时，履行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并赋予成年人选择消费何种内容的权利，它像一个交通信号灯，告知前方内容的大致属性，而路线选择权在于观众自身，这不仅是电影产业成熟度的标志，也是文化管理精细化、人性化的体现。
反观国内，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已持续数十年，却始终“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阻力来自于多方面：其一，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传统上倾向于将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置于首位，担心明确分级会被误解为对某些“不良”内容的许可，可能带来道德风险和社会风气方面的顾虑，其二，复杂的行政管理惯性，现行审查制度自成体系，转向分级制意味着管理理念、标准、流程的全方位重构，牵涉甚广，决心难下，其三，市场执行层面的挑战，如何在数万家影院、海量网络平台有效落实分级标识与入场查验，防止流于形式，也需要周密的配套设计，其四，部分创作者与资本也可能滥用分级，为追求商业利益而刻意生产大量低质量的“限制级”内容,污染市场。
继续回避分级议题，代价正在日益显现，它无法真正杜绝不良内容的传播，只是将其驱赶到更不可控的暗网与地下渠道；它束缚了本土电影的创作维度，使类型片发展难以健全，在与Netflix等国际流媒体平台竞争时，内容广度上处于劣势；它也难以回应Z世代观众在全球化网络语境中形成的、对内容选择自主权的更高期待。
推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分级制度（或更广义的“影视听内容分类指导标准”），已非“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课题,这需要：
- 顶层设计与立法保障：将其视为文化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通过立法明确分级的标准、程序、法律责任，使其有法可依,而非简单的行政指令。
- 独立、专业的评审机构：组建由电影专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社会代表等构成的多元、独立的分类评审委员会,避免决策的随意性与主观性。
- 清晰的标识与宣传教育：建立全国统一、醒目易懂的分级标识系统，并开展公众教育，让观众理解分级的目的是“保护与选择”，而非“标签与歧视”。
- 严格的院线与平台执行：通过技术手段（如购票身份证验证）与人工核查相结合，确保分级在放映端得以落实,尤其保护未成年人。
- 分级与创作激励并行：分级不应成为限制创作的枷锁，而应成为鼓励多元化、高质量创作的框架，对于处理成人议题但艺术价值高的作品,应在其相应分级内获得支持。
“国产AV”与“一区二区”这个看似边缘的话题，实则像一枚棱镜，折射出中国电影产业走向现代化、精细化治理的核心关切，建立分级制度，是信任观众成熟度的表现，是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举措，更是对下一代负责的文化担当，这条路或许漫长且充满挑战，但开启这场严肃、理性、建设性的全民对话，正是走向电影强国、文化强国的必经步骤，当市场得以细分，创作得以舒展，观众得以各取所需，中国电影的生态才能真正走向健康与繁荣，那一天，民间自创的“一区二区”调侃，才会被科学、透明的正式分级所取代,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趣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