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家庭聚餐，几位姨妈悉数到场，母亲排行第三，前面有两个姐姐，后面有两个妹妹，我坐在她们中间，目光从一张张熟悉而又日益苍老的面庞上掠过，忽然间，一个奇异的念头击中了我：我身体里的某一部分，我的姓氏之外的名字，我性格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倾向，甚至我面对困境时下意识的姿态——这些，是否都是从她们那里“借”来的？不是遗传学上冰冷的基因传递，而是一种更温热、更具体、更故事性的“借贷”，她们的人生，像一条条隐秘的支流,悄无声息地汇入了我这条尚在奔涌的河。
大姨是“坚韧”的代名词，她年轻时的照片，眼神亮得惊人，两条乌黑的长辫垂在胸前，外婆早逝，她以长姐的身份，早早扛起了半个家，我见过她深夜纳鞋底，煤油灯的光晕勾勒出她微驼的背；也听过她为了给弟弟妹妹凑学费，如何低声下气去求告远房亲戚，她的手掌粗糙，指节有些变形，却总能变魔术般做出最暖和的棉衣和最可口的腌菜，从她那里，我“借”来了对责任最朴素的理解：不是口号，是默默弯下的腰，是再难也要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那份担当，她很少讲大道理，但那道沉默的背影，教会了我什么是“扛”。
二姨则截然不同，她是姊妹中的“叛逆者”与“梦想家”，在那个年代，她执意要读高中，差点和固执的外公决裂，后来她成了一名乡村教师，把自己的小屋布置得满是书和野花，她爱给我讲《红楼梦》，讲三毛的撒哈拉，讲她从未去过的海边，从她那里，我“借”来了望向远方的第一缕目光，是她告诉我，女孩子心里可以装下比灶台和院落更辽阔的东西，尽管她的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囿于那个小乡镇，但她用语言和书籍，为我，或许也为她自己的青春，搭建了一座通往广袤世界的、摇摇晃晃的桥。
母亲，我的源头，从她那里“借”来的东西最多，也最杂，有她给予生命的恩情，有她日常絮叨的关爱，也有我从她身上悄悄观察、有时想规避的焦虑与琐碎，但最近我才慢慢品出，我从她那里“借”来的一种最宝贵的东西，是一种“和解”的智慧，她周旋在固执的父亲、淘气的我以及生活的鸡毛蒜皮之间，像一块被岁月打磨温润的卵石，她没有大姨的决绝，也没有二姨的浪漫，但她有一种让尖锐事物变得柔和的能力，从她那里，我学着理解生活的复杂质地,学着在坚持与妥协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四姨，只比母亲小两岁，却像是隔了一代人，她是“改变”的亲历者，她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尾巴，上了中专，进了城里的工厂，成了穿工装、骑自行车的“公家人”，她带回来的上海奶糖、的确良衬衫，是我对“城市”最初的物质想象，从她那里，我“借”来了对“可能性”的信任，她的人生轨迹让我看到，个人的努力遇上时代的闸口松动，真的可以改变一条河的流向，她身上有一种混合体：既保留着娘家带来的朴实,又浸染了单位生活的规整与开阔。
最小的五姨，几乎是我的同龄玩伴，我们一起偷摘过果园的青杏，分享过少女时代最秘密的心事，她最像这个时代的人，敏感、自我、追求情感的浓度，她爱情路坎坷，每一次都轰轰烈烈，伤痕累累又涅槃重生，从她那里，我“借”来的，是对“自我”的忠实与勇敢，她教我正视自己的情感需求，教我即便受伤也要保有去爱的热望，她的存在，稀释了这个家族血脉里过于沉重的奉献感，注入了鲜活的、属于个体的生命热度。
我慢慢地吃着饭，听着她们用我自幼熟悉的乡音，谈论着孙辈的学业、上涨的物价、偶尔发作的关节疼痛，那些宏大的词汇——“坚韧”、“梦想”、“和解”、“改变”、“自我”——此刻都融化在汤羹的热气与家常的唠叨里，我忽然明白，我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创造物，我是一份“合集”，一个“拼图”，我的灵魂深处，有一个房间陈列着大姨的顶针，书架上立着二姨送的诗集，窗台上放着母亲养的花，墙上挂着四姨得的奖状，日记本里夹着五姨写的信，我从她们每一个人那里，都郑重地“借”来了一些东西。
这些“借贷”，无需字据，永不归还，它们是我生命的启动资金，是我行走人世的底色与底气，而当我凝视她们眼角的皱纹与鬓边的白发时，我知道，这场无声的赠与并未结束，我，以及我的同辈姊妹们，也正在被我们的女儿、侄女们悄然观望着，我们如今的样子，我们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如何处理爱与孤独，如何面对衰老与告别——这一切，也将成为她们未来某一天，恍然大悟的“借贷”来源。
生命不就是如此么？我们从母亲的姊妹那里借来名字、性情与力量，用自己的一生去书写它、丰富它，再将它传递给后来者，这绵延不绝的“借贷”与传承，让每一个看似平凡的女性生命，都成了家族史诗中不可或缺的一章，饭桌旁的谈笑声渐渐模糊，而我心中的那条河，水流之声却愈发澎湃清晰，它裹挟着上游所有的故事与光泽，正向着未知的、开阔的前方,坚定地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