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厨房里已经飘出白粥的香气，我揉着惺忪睡眼走进去，看见母亲背对着我，正在小心地搅动锅里的粥，她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软底布鞋，脚步轻盈得几乎听不见声音。
“妈，你怎么又起这么早？” “人老了，睡不了那么久。”她转过头，眼睛弯成月牙，“快去洗漱，粥快好了。”
我注意到她脚下那双鞋——深蓝色的鞋面已经泛白，鞋底薄得能看见纹理，这双鞋，她穿了整整八年。
八年前,父亲突然离世，处理完丧事的那天下午，母亲拉着我去商场，说要买双新鞋。“你爸总说我的高跟鞋太响，吵他睡觉。”她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现在不用怕吵到他了，可我也不想穿那些了。”
她在货架前走了三圈,最后选了这双最普通的软底鞋，售货员热情地推荐新款：“阿姨，这双有气垫，走路更舒服。”母亲摇摇头，坚持要那双最简单的：“软的就行，不要气垫，不要花纹，越简单越好。”
那双鞋成了她此后唯一的居家鞋。
母亲曾经是个高跟鞋爱好者,小时候，我总爱打开她的鞋柜——那里整齐排列着各种款式的高跟鞋，红的、黑的、银色的，细跟的、粗跟的、坡跟的，每双都擦得锃亮，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父亲常开玩笑说：“你妈妈的鞋比我全部家当还值钱。”
穿高跟鞋的母亲是另一个样子,她在银行工作，每天早晨都会精心搭配——米色套装配裸色高跟鞋，黑色连衣裙配红色细高跟，下班回家，她会坐在玄关的小凳上，一边揉着脚踝一边抱怨：“今天站了好久，脚都快断了。”但第二天，她依然会选择另一双美丽的高跟鞋。
父亲走后,那些高跟鞋再也没出现过，母亲把它们仔细清洁，装进原来的盒子，然后整整齐齐地收进了储物间的最深处，她说：“等你有女儿了，送给她穿。”
穿软底鞋的母亲走路真的没有声音,她能在清晨悄悄起身准备早餐，能在深夜轻轻推开我的房门查看，能在我埋头工作时无声地放下一杯温牛奶，这个家从此安静了许多，静得有时让我心慌。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半夜渴醒，看见母亲正坐在我床边打盹，她大概一直守在这里，连鞋子都没脱，昏暗的灯光下，那双软底鞋的边缘已经开裂，线头松散地垂着，我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穿着高跟鞋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鞋跟敲击地面的“哒哒”声成为我昏沉中的背景音，她连照顾我都变得悄无声息。
“妈，你的鞋破了，买双新的吧。”第二天早晨我说。 她低头看了看：“还能穿，补补就行。” “我给您买。” “不用。”她摆摆手，“穿习惯了，新的反而磨脚。”
上个月,母亲来我的城市小住，我去机场接她，远远看见她拎着一个小行李箱走出来，她穿着米色针织衫，黑色裤子，还有那双熟悉的软底鞋，走近了，我发现鞋面上多了一朵手工绣的小花——淡紫色的，针脚细密。
“邻居李阿姨教我绣的。”母亲有点不好意思，“她说破的地方补上不好看，绣朵花遮一遮。” 那朵小花歪歪扭扭，却让这双旧鞋突然有了生机。
母亲在我家住了一周,每天我下班回家，都能看见阳台上晾着的衣服，闻到厨房飘来的饭香，她还是那样轻手轻脚，有时我在书房工作，一抬头，才发现桌上多了一盘切好的水果，而我完全没听见她进来的声音。
临走前夜,母亲在灯下缝补我的衬衫纽扣，我坐在她身边，突然问：“妈，你为什么不穿高跟鞋了？” 她手中的针线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穿针引线：“穿惯了软的，就受不了硬的了。”她抬头看我，眼神温柔，“你爸不在了，穿给谁看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母亲不是失去了穿高跟鞋的力气，而是失去了那个会欣赏她、会调侃她“鞋子太吵”的人，那双软底鞋是她选择的保护色，让她能安静地走过没有父亲的岁月。
母亲回去后,我打开网购页面，挑了一双质地柔软的软底鞋，颜色是她喜欢的深蓝，没有任何装饰，下单时，我在备注里写了一行字：“请绣一朵淡紫色的小花在鞋面右侧。”
昨天,母亲发来照片——她穿着新鞋，站在家里的阳台上，鞋面上的小花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说：“很合脚，走路还是没声音。”
我想象着母亲穿着新鞋,在清晨的厨房里熬粥，在黄昏的客厅里看电视，在深夜的卧室里翻阅旧相册，那双软底鞋会陪她走过更多安静的日子，直到我回家时，推开门，能看见她眼睛弯成月牙：
“回来啦？粥快好了。”
而我会先低下头,看看她脚上的鞋，看看那朵不会凋谢的小花——那是她对自己、对生活、对失去与拥有的全部理解：在最深的失去后，依然能找到一种温柔的方式，继续向前走，即使再也发不出响亮的声音。
妈妈的那双软底鞋,走过木地板，走过瓷砖，走过春夏秋冬，走出了世界上最安静的爱的声音——那声音不在耳边，而在心里回响，成为我人生背景里最恒定的旋律，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这旋律都会在，就像我知道，无论我何时回家，厨房里总会有一锅温着的粥，和一位穿着软底鞋、眼含月光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