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空气中陈年的灰尘在斜射的光线里飞舞，祖母的遗物堆在老宅的阁楼上，像一座被时间封存的小山，在一个褪色的铁皮饼干盒里，我发现了那本日记——棕褐色的皮质封面已经龟裂,像干涸的河床。
日记的主人是我从未谋面的姑婆，家族里那个“被遗忘的人”，翻开第一页，娟秀的钢笔字写道：“1943年春，他回来了，带着满身的硝烟和陌生的眼神。”
“他”是我的曾叔公，姑婆同父异母的弟弟，战乱年代，十七岁的他被抓了壮丁，三年后拖着一条残腿回到故乡时，父母已双双离世，家族凋零，只剩大他八岁的姐姐守着祖宅，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们如何相依为命：她帮他清洗溃烂的伤口，他教她认字读书；她在灯下缝补衣裳，他在院子里练习拄拐走路，那些文字起初只是平淡的日常，直到某个雨夜——“今夜雷声大作，他敲响我的房门，像个受惊的孩子，我们坐在床边说话到天亮，他说战场上最怕的不是死，是忘记家的模样。”
接下来的字迹开始变得潦草、矛盾，她写自己内心的挣扎，写那些“不该有的念头”，写祠堂里列祖列宗的牌位如何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有一页被泪水晕染得模糊：“母亲若在世，定会用家法打死我。”翻过几页，笔锋又陡然坚硬：“这吃人的礼教！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只是两个在乱世里互相取暖的人！”
日记戛然而止在1945年秋天，最后一页夹着一片干枯的银杏叶，上面写着：“他走了，跟着北上的队伍，我没有留，也没有哭，这院子太大，从此只有脚步声的回音。”
我合上日记，阁楼里寂静无声，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那些被掩埋的岁月，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家族聚会时，姑婆的名字从来不被提起；为什么老宅的这个阁楼,几十年无人踏足。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伦乱”的故事，在那些泛黄的字迹后面，我看见了战争如何摧毁寻常的人生轨迹，看见传统伦理在极端环境下的脆弱与坚硬，更看见两个具体的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助与选择，他们被时代的巨浪抛到命运的孤岛上，除了彼此,一无所有。
那个下午，我在阁楼坐到日影西斜，当夕阳把最后一缕光投在日记封面上时，我做出了决定——把日记放回铁盒，但不再藏匿，我把它带下楼，轻轻放在家族祠堂的供桌上，没有解释,只是让它在那里。
三个月后的清明，全族人聚在老宅祭祖，最先发现日记的是最年长的三叔公，他拿起，翻开，手指微微颤抖，我本以为会看到愤怒或难堪，但他的眼眶渐渐红了，他沉默了很久，对满屋疑惑的晚辈说：“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关于你们的姑婆，和一个你们不知道的年代。”
当他用苍老的声音读出那些句子时，祠堂里鸦雀无声，年轻一代的我们，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触摸到家族历史上的那道伤痕——不是作为丑闻,而是作为一代人的苦难见证。
祭祖结束后，堂妹悄悄问我：“姐，你觉得他们真的有爱情吗？”我望向庭院里那棵老槐树，忽然想起日记里的一个细节：曾叔公离开前，在树下埋了一包银杏种子，他说：“等这些树长大，也许时代就变了。”
“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但我知道，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他们给了彼此活下去的温度。”
去年秋天，老宅拆迁前夕，我们回去最后整理，推开院门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祠堂后的空地上，十几棵银杏树金黄璀璨，在秋风里摇曳成一片寂静的火焰，那是1945年埋下的种子，在近八十年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季节。
我站在那片金黄下，终于听懂了阁楼上的脚步声，那不是丑闻的回音，而是一个时代的叩问：在伦理与人性、礼教与存活的夹缝中，那些不被理解的灵魂，该被如何安放？也许答案就像这些银杏，需要时间的土壤，需要几代人的成长，才能在某个秋天,还给历史一片不言而喻的金黄。
风吹过，落叶如雨，我拾起一片完整的叶子，夹进了自己的笔记本，这一次，不再是为了隐藏，而是为了记住——所有被时代辜负的,都值得被岁月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