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的那个下午,阳光透过供销社斑驳的木窗，斜斜地打在水泥地上，我攥着手里攒了整整三年的工业券和汗湿的钞票，心跳得比门外叮铃铃的自行车铃还要急促，终于，它属于我了——一辆崭新的、锃光瓦亮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车身是沉静的黑色，三角梁架在光线下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铃铛镀铬，辐条如银线般整齐，我推着它走出门，感觉推着的不是一辆车，而是一整个崭新、辽阔、即将由我双脚丈量的世界，那个瞬间，空气里混合着机油味、尘土味和未来梦想蒸腾起的灼热气息。
在今天的语境里,“买车”意味着动辄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开销，是家庭资产负债表上的重大决策，是纠结于品牌、型号、油耗、智能配置的精密计算，而在我的青年时代，“买车”——特指买一辆自行车——却是一场充满仪式感的“成人礼”，一次家庭财力的集中展示，一个年轻人迈向自主与担当的沉重而甜蜜的基石。
那辆“永久”，价格是父亲小半年的工资，它不是代步工具那么简单，它是那个物质匮乏、计划供应年代里，一个家庭能够为子女置办的最重要的“大件”之一，其象征意义不亚于今天的年轻人拥有第一套房或第一辆汽车，它意味着你可以脱离步行半径，将活动范围从生产队、家属院扩展到十几里外的县城、邻乡的集市、远郊的工厂，车轮转动，碾过的是地理的边界，更是人生的藩篱。
它的到来,彻底重塑了我的生活图景，清晨，我骑着它去二十里外的工厂上班，后座夹着铝制饭盒，里面是母亲凌晨备好的馒头和咸菜，土路颠簸，车链哗啦作响，呼吸着晨露与柴油混合的空气，心中却充满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豪情，周末，它化身快乐的载体，载着心爱的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去镇上看露天电影，她侧坐在后座，手轻轻扶着我的衣角，晚风拂过她及肩的黑发，也拂过田埂边稻穗的清香，车轮滚过的，是坑洼的碎石路，也是心跳如鼓的青春旋律。
这辆车,更是一位沉默而忠实的伙伴，见证了一个国家的草蛇灰线，我骑着它，穿过贴满标语的墙壁，穿过喇叭里激昂的广播声，也穿过改革开放初期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个体户摊位，它陪我驮回过寒冬抢购的白菜，也驮过第一批从南方倒腾来的时髦服装（帮邻居捎带），车把上挂过肉票换来的猪油，也挂过后来用现金买来的收录机，它的载重能力，仿佛也是那个时代家庭负重前行的隐喻。
维修与保养,是另一门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哲学，没有4S店，只有街角王师傅的修车铺，补胎、换辐条、紧刹车，都是自己慢慢摸索的必备技能，一盆水，找漏气点；几把扳手，调校传动，车轴里上的黄油，是黑色金贵的润滑剂；每一处轻微的异响，都牵动着主人的神经，你会熟悉它每一处关节的脾性，如同熟悉自己的掌纹，这种亲手维护而产生的“联结感”，是如今高度电子化、模块化的现代交通工具所无法赋予的。
后来,日子像车轮一样越转越快，摩托车突突地冒起烟，取代了自行车成为速度与力量的象征，再后来，四个轮子的汽车开始驶入寻常百姓家，我的“永久”渐渐退居二线，车把生了锈迹，轮胎纹路磨平，但它没有被遗弃，而是静静地立在老屋的角落，像一个褪色的勋章，覆着时光的尘灰。
我坐在自家舒适的轿车里,空调恒温，音响流淌着无损音乐，导航精准地指引着每一个路口，便捷、高效、私密，但我时常会想起那辆“永久”，想起它带给我的那种最原始、最直接的与道路、与风、与周遭环境肌肤相亲的触感，那时的“拥有”，是如此具象而饱满——你清楚它每一个部件的来历，记得它每一次受伤和痊愈，你与它共同经历了风雨和烈日，共同消化了每一次颠簸。
几十年前买的那辆车,早已超出了“物品”的范畴，它是一个时代的刻度，一段青春的载体，一部个人与家国共同前行的微型史诗，它速度很慢，却仿佛带我驶过了最长的路，从计划的桎梏驶向市场的海洋，从集体的洪流中辨认出个人的坐标，从物质的窘迫驶向选择的丰富，它锈蚀的铁骨里，凝固着父亲的汗水、母亲的凝望、爱人的体温，以及我自己无数个清晨与黄昏的奔赴。
时代列车风驰电掣,我们都被裹挟向前，但总有一些笨重而温暖的旧物，如同锚点，让我们在高速行进中，得以回望来路的烟尘，确认自己从何处出发，那辆老“永久”便是这样一个锚，它提醒我：真正的财富，或许不是能跑多快、坐多舒适，而是最初那双紧握车把的手，那份对远方的纯粹渴望，以及那个用钢铁与勇气，一点点碾出自己人生轨迹的、慢悠悠却扎实无比的黄金年代。
车轮滚滚,带走的是时光，留下的是山河人间的故事，与车辙般深深浅浅、永不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