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夜，我目睹了祖父人生中最猛烈的一次“进出”，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命运、记忆与情感的剧烈交换——他颤抖着双手，将整整一箱发黄的船票倒进珠江混浊的流水，又从怀中掏出一张崭新的船票，狠狠撕成碎片，撒向夜空，那一刻，珠江的风吹乱他花白的头发，这个沉默一生的老码头工人,完成了对四十年前那个未竟航程的最后告别。
我的祖父，工友称他“翁公”，是珠江畔的老驳船工，他的世界由潮汐、缆绳和永远搬不完的货物构成，而“秦小雨”不是某个姑娘，是他梦里反复出现的一艘船——1962年那班开往香港的“曙光号”客轮，那张他攥了半辈子却没登上的船票,改变了他一生的航道。
“那日码头人山人海。”祖父灌下半杯米酒，眼望江上灯火，“我提着藤箱，箱里是阿妈缝的衣裳和攒了三年的侨汇票，小雨就在眼前，跳板都放下来了。”然后他接到电报：阿爸急病，他退了票，奔回百里外的乡下，三天后阿爸走了，“曙光号”也早已驶出珠江口，此后四十年,他再没离开过这条江。
这故事我听了无数遍，直到我偶然在旧箱底发现那沓船票——不是一张，是二十二张，从1963到1985，每年同一天，祖父都去买一张“广州-香港”的船票，又默默收起来，最早那张一角二分，最晚的已要四元，票根背面，铅笔字逐年变淡：“小雨走了。”“娶了秀珍。”“阿仔出世。”“大桥通车了。”……最后一张写着：“秀珍咳血，不治。”
我忽然读懂了他所谓的“猛进出”，那是一个普通人被时代巨浪抛掷的一生：每一次“进”，是向命运妥协，担起责任留在原地；每一次“出”，是灵魂对另一种可能的剧烈冲撞，那些未启航的船票，是他与平行时空里那个登上了“秦小雨”的自己,进行的无数次无声对话。
我开始陪他重走码头，他指认早已消失的售票窗口、当年的候船长椅、挑担小贩的位置。“那时以为留下是暂时的，”他摩挲着生锈的栏杆，“谁知一辈子就钉在这里了。”珠江上，万吨巨轮取代了木质客轮，霓虹淹没了旧时月色，他的“秦小雨”连同那个充满离散与等待的时代,早已沉入江底。
撕碎船票那夜，他异常平静：“不是后悔，是想明白了，人这一生，不过是在自己的河道里行船，错过了这个渡口，就得在下一个码头靠岸，我守住了该守的，送走了该送的，这条江上的风浪，我一寸都没躲开。”他浑浊的眼睛望着我，“你们这代人总想着‘出去’，可真正的‘进出’，不在脚下，在心里。”
那一刻我如遭电击，作为他的孙辈，我一直在规划如何“出去”——出国、北上、去更大的平台，我怜悯他“被困住的一生”，却从未度量过他在这局限中构建的完整，他那些“猛进出”，是更深沉的生命搏动：在不能移动的坐标里，他接住了所有时代的重压，养大了三个孩子，送走了双亲与妻子，像江心的礁石，任潮水猛进猛出,自岿然不动。
我书桌上压着祖父最后撕碎又被我粘合起来的那张仿制船票，当我再次为是否奔赴某个远方而犹豫时，我会想起珠江畔那个撕票的老人，他教会我，所谓“进出”，终究是内心秩序与外部世界的谈判与和解，每一个看似平淡的留下，都可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坚守；而每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也需要承载回溯的勇气。
人生的航道从不唯一，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艘“秦小雨”，一个未曾抵达的彼岸，但真正的成长，是终于懂得：无论选择启航还是留守，生命最磅礴的力量，不在于位移的远近，而在于你是否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完成了命运交付的、全部形态的“猛进出”——进则全力以赴,出则无愧于心。
江潮依旧，往来舟船不停，那夜祖父倒进江里的，是一个时代的倒影；而他撕碎又留下的，是关于选择与承担的全部真相，这份真相，比任何远方都更沉重,也更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