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两点,工体西路的霓虹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我刚结束一场酒局，走在空旷的街道上，手机震了一下，是老家发小的消息：“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啊，写文章当作家了？”我盯着“作家”两个字看了很久，突然想起二十年前，这个发小跟他妈告状时说的可是：“别跟那混混玩了。”
“混混”——这个我背了整整一个青春期的标签，此刻在首都的夜色里重新泛起微光。 它没有消失，只是被后来的“自媒体人”“撰稿者”“内容创作者”这些光鲜词汇暂时覆盖了，而今晚，当酒精褪去，城市安静下来，那个穿着破牛仔裤、在县城台球厅里叼着烟的我，隔着时空与此刻西装革履坐在咖啡厅里打字的我，完成了一次漫长的对视。
我们那代县城少年的青春期,是在台球厅的绿色绒布、游戏厅的按键噼啪声和廉价香烟的烟雾中度过的。“混混”是我们的集体身份，一种主动选择的边缘姿态。 我们不全是打架斗殴的恶徒，更多是拒绝被规训的叛逆者，当重点中学的学生在晚自习埋头题海时，我们在河堤上弹着走音的吉他；当他们谈论月考排名时，我们在争论Beyond和黑豹哪个更摇滚，这种“混”，是对单一成功学路径的消极抵抗，是用无所事事对抗被安排的人生。
可悲的是,边缘的姿态终将被主流的话语体系收编或污名化。 “混混”这个本带有些许浪漫反抗意味的词，迅速被家长、老师、好学生们简化成“坏孩子”“没前途”“社会渣滓”的指代，我们被剥夺了解释自己的权利，成了教育失败案例、社会治安隐患、家庭耻辱的象征，那些在星空下谈论文学和理想的夜晚，那些因为贫穷但坚持分享最后一包泡面的仗义，那些对僵化教育体制的本能反感——所有这些构成我们复杂生命体验的内核，都被“混混”这个扁平标签彻底掩盖。
耐人寻味的是,当我们这些“前混混”步入社会，发现所谓的主流世界，运行的恰恰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另一套“混”的法则。 酒桌上的称兄道弟，项目里的虚与委蛇，职场中的站队表态，不过是成人世界披着文明外衣的“江湖”，那些曾经因为我们成绩差而鄙视我们的“好学生”，如今在公司的派系斗争里“混”得如鱼得水；那些当年告诫我们“脚踏实地”的长辈，如今在麻将桌上“混”着退休时光。原来人生无处不“混”，只是有些人混在台球厅，有些人混在写字楼，有些人混得被指责，有些人混得被赞扬。
在自媒体这个行当里浸淫多年,我越发看清了标签的本质。流量时代的游戏规则，就是不断给人贴标签、制造对立、贩卖焦虑。 “斜杠青年”“佛系男女”“内卷之王”“躺平大师”——每个新鲜热词背后，都是又一批人被简单归类，又一套刻板印象被强化，我们批判着标签，却又依赖标签快速识别同类、吸引关注、完成传播，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更高级的“混”？混迹于各种人设之间，混迹于热点话题之中，混迹于算法推荐之上。
“我本混混”这个陈述，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它首先是一种诚实,承认自己来自边缘，承认有过迷茫和反叛，承认不是天生“正确”的优等生，这种诚实是抵抗自我美化的疫苗。当我们敢于说出自己不够光鲜的来处，便拆解了成功学叙事里“一路辉煌”的虚假神话。
它更是一种提醒,提醒自己曾用身体验过标签的暴力，因此应对他人保持标签的警惕，当我在写人物故事时，会下意识地多问几个问题，多挖几层细节，避免把任何一个复杂的生命简化成几个吸睛的关键词。这种对复杂性的尊重，或许是那段“混混”生涯留给我的唯一且珍贵的职业遗产。
它关乎自由,萨特说“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但这种自由，首先是从社会赋予的角色中挣脱出来的自由。“混混”于我，早已不是社会身份，而是一种精神底色——对单一标准的不妥协，对生命可能性的好奇，对真实胜过正确的坚持。 我在键盘上敲下的每个字，都晃动着当年那个在台球厅里、因为读到一本盗版《庄子》而兴奋不已的少年的影子。
天快亮了,我关掉电脑，走到阳台，城市开始苏醒，清洁工在扫地，早餐铺亮起灯，又一个贴满标签的新日即将开始，我点了支烟——戒了多年，偶尔破例——忽然想起庄子那句：“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两千年前的智者，早已道破了生存的玄机：你可以不认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但不必张牙舞爪地对抗；你清楚自己是谁，但无需向所有人解释。
烟雾缭绕中,我仿佛看见一条隐秘的脉络：从县城台球厅到北京写字楼，从被鄙视的“混混”到被认可的“作者”，这条路上没有逆袭的童话，只有个体在标签丛林里不断迷失又不断找回自己的艰辛跋涉，而真正重要的或许从来不是摆脱“混混”或成为“作家”，而是在所有这些社会角色之下，那个始终野生的、未被完全规训的、对世界保持质疑与热爱的——本真的自己。
归根到底，我们都在这人间“混”着日子。 有人混得失去了自己，有人混着混着，反而混出了一点不被定义的、珍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