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缓慢沉降,像一场下了四十年的细雪，张老湿——学生们总爱拖长了音调这样喊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最后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再见”两个字，笔迹依旧是他特有的“刀锋体”，每一道折都像被尺子量过，撇捺间却藏着不易察觉的颤抖。
这是他的最后一课。
1983年秋天,二十二岁的张老师第一次踏上县一中的讲台，那时候他还不是“张老湿”，是学生嘴里清秀的“小张老师”，语文组的老教师拍他肩膀：“小张，管不住学生就使劲拍讲台，一拍他们就静了。”他试过，手疼了三天，效果却寥寥，后来他摸索出自己的法子：讲到关键处突然沉默，眼睛慢慢扫过全班，等所有窃窃私语自动消融在这沉默里，才缓缓开口：“刚才那段，重听。”教室里连呼吸声都变得小心翼翼。
张老湿的课堂像一座剧场,讲《鸿门宴》，他把教案卷成剑，一个箭步从讲台跨到第一排课桌边，仿佛项庄舞剑就要刺到眼前；分析《雷雨》人物关系时，他能在黑板上画出比电路图还复杂的爱恨拓扑；最绝的是作文课，他会念学生习作里的“神来之笔”——哪怕全文平庸，只要有一个句子闪光，就能被他挑出来，用那种“发现金矿”的语气反复品味。
“张氏金句”在一届届学生中流传：“写议论文要像拼刺刀，论点就是刀尖，必须磨到最亮最锋利。”“读古文要听见古人的心跳，他们哭的时候你别笑。”“语文不是用来考试的，是用来在漫长人生里和自己对话的。”
2001届有个学生永远记得：高三某个晚自习，他偷偷写小说被没收，张老湿把他叫到办公室，他等着劈头盖脸的训斥，没想到老师指着本子上一段描写：“这里，雨滴砸在瓦片上的声音，你写‘像算盘珠子被不耐烦的账房先生胡乱拨弄’，很好。—”话锋一转，“月考作文为什么写成八股文？”那晚他们聊到教学楼熄灯，关于文学梦想与现实课业如何平衡，学生后来成了编辑，他说张老湿当年那句话刻在了骨头上：“应付考试用七分力气就够了，剩下三分留给真实的表达，这三分才是你将来活着的证据。”
张老湿也有“黑历史”，1995年他带头反对标准化试题，在教研会上说“语文变成选择题是文化的悲剧”，结果被点名批评，那几年他的学生高考语文分数不算拔尖，但十年后同学聚会，好几个人说：现在还能背出《滕王阁序》全文，就因为当年张老湿带他们一句句“玩味”过，一个当了律师的女生说：“老师教我们分析文本逻辑，这本事打官司都用得上。”
时代洪流卷过教育这片滩涂,多媒体课件取代了板书大赛，教学进度表压碎了细读的时间，教师评价体系里，“情感熏陶”的指标模糊得像雾，张老湿渐渐成了别人眼中的“老古董”——他坚持手写教案，拒绝使用标准化课件模板，作文批改永远比学校要求的多写两行评语，年轻教师私下议论：“张老师这样太累了，效率不高。”
最后一课没有领导致辞,没有鲜花，就像平常的周五下午，他讲朱自清的《背影》，讲到父亲爬月台那段，教室里突然安静得异常，快下课的时候，他放下课本，说：“我再啰嗦几句。”没有谈奉献，没有谈理想，他说的是：“以后你们读到好文章，如果突然想起某天语文课上我们讨论过类似的东西，那就是我这四十年没白站在这儿。”
下课铃响,他收起老花镜，仔细擦干净黑板上的“再见”，拍了拍沾满粉笔灰的衣袖，走到门口时，突然转身，用惊堂木拍讲台的手法，在门框上轻轻一叩——
“下课。”
没有掌声雷动,没有感人告白，学生们静静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走廊转角，有个男生突然说：“以后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教《逍遥游》了——讲到‘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时候，手臂挥得像个孩子。”
张老湿的办公桌当天下午就清空了,桌上留着一本1983年版的《语文教学法》，扉页上有他钢笔写的一句话，墨迹已褪成浅棕：“教书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火。”下面添了一行稍新的字：“可惜现在都在量火焰的温度和高度。”
晚自习时,高三（七）班班长在黑板角落发现一小截没扔的粉笔头，她把它放进铅笔盒里，旁边是写得密密麻麻的考点清单，走廊上，新贴的月考排名表在穿堂风里轻轻颤动，沙沙作响，像翻书页的声音，又像很多年前，那个年轻教师第一次走上讲台时，台下四十多个孩子同时打开课本的声音。
而那个总爱拖长音调喊“张老湿——”的教室，在九月开学时，会迎来一位能用大数据分析阅读得分率的老师，教学楼外的老槐树，又将新一轮叶子举向天空，那么绿，绿得像永远有人正当年少，绿得像所有的告别都还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