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课的下课铃还没打响,粉笔灰在夕阳斜照的光柱里缓缓沉浮，我攥着那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数学满分卷子，心脏在肋骨后面不合时宜地擂鼓，不是因为成绩——是因为班长李明刚才走过我身边时，俯下身，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气音说：“这次考得不错，放学后留下来，给你点……特别的奖励。”
教室里的人渐渐走空,只剩下我和他，李明不是那种传统的“优等生班长”，他成绩中上，但人缘极好，更准确地说，是懂得如何让人“服”，他靠在讲台边，嘴角噙着一丝我看不懂的笑，有点戏谑，又有点不容置疑。
“奖励呢？”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甚至带点期待。
他没说话,只是慢条斯理地脱下了左脚那只白色的运动鞋，然后是袜子，一只汗涔涔的脚，毫无遮拦地，搁在了旁边空置的椅子上，做完这一切，他抬起眼，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脸上，下巴朝那只脚的方向轻轻一点。
空气凝固了,我脸上的血色可能瞬间褪得一干二白，耳膜嗡嗡作响，羞辱感像滚烫的沥青，从头顶浇灌下来，黏稠、滚烫，裹住每一寸皮肤，让人无法呼吸，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某种荒诞的隐喻。
“舔。”他吐出一个字，音节清晰，在空旷的教室里甚至带着点回音。“这就是奖励，证明你够听话，够‘忠诚’，以后……好处少不了你的。”
那一瞬间,时间被拉得很长，我看到他脚趾缝里并不干净的纹路，闻到空气中隐约散开的、并不好闻的气味，我也看到了他眼睛里那份稳稳拿捏的掌控感，这不是同学间的恶作剧，也不是玩笑，这是一场测试，一场关于服从与权力的、赤裸裸的仪式。
我没有动,巨大的荒谬感和愤怒在胸腔里冲撞，几乎要炸开，但另一种更冰冷的东西，像蛇一样悄悄缠绕上来——是恐惧，还有一丝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可怕的权衡，我知道李明的“影响力”，他某种程度上“管理”着班里的一些资源，比如某些活动的名额，比如老师那里微妙的“印象分”，得罪他，可能意味着一种被隐形孤立的风险。
“怎么，不想要奖励了？”他挑了挑眉，语气里那点伪装的温和褪去，露出底下坚硬的、属于支配者的质地。“多少人想要这个机会，我还没给呢。”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我某种幻想的泡泡，原来，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羞辱，而可能是一套存在于阴影里的“规则”，或许在我之前，已经有人以这种扭曲的方式，换取了某种“便利”或“庇护”，而我，只是这条隐秘链条上，最新被审视的一环。
我没有如他所愿,我抓起书包，转身冲出了教室，背后似乎传来他一声轻蔑的、意料之中的嗤笑，跑出很远，直到冷风灌满肺叶，我才停下来干呕，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那一晚我失眠了,愤怒渐渐冷却后，是更深的寒意和困惑，李明的行为当然极端且错误，但这件事真正刺痛我的，是它揭示了校园这个微型社会里，可能潜藏的某种毒素——一种对权力关系的过早模仿和滥用，班长，本应是服务者、协调者，却可能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异化为一个用“奖励”与“惩罚”来经营个人权威的“小领主”。“舔脚”只是一个极端符号，它象征的是毫无尊严的服从，是对平等同学关系的彻底践踏。
这件事我没有立刻报告老师,不是出于畏惧（虽然仍有），而是我需要想清楚，举报可以惩罚李明个人，但能消除催生这种行为的土壤吗？那些可能存在的、更隐性的“服从性测试”（比如必须替他值日、必须在他发言时附和）呢？那些因为惧怕被边缘化而选择沉默甚至配合的同学呢？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我发现李明确实擅长拉拢和划分“自己人”，他的“奖励”可能是帮你逃避一次卫生检查，他的“惩罚”可能是在小组作业中给你最难的部分，一套基于人治而非规则的“潜规则”，在班级的光鲜表象下悄然运行。
我终于选择了行动,但我没有仅针对“舔脚”事件哭诉，我找到班主任，平静地陈述了我观察到的班级氛围问题：同学间是否存在基于职务的不平等？班干部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我们是否需要一次关于尊重、平等和正当行使权利的班会？我也把“舔脚”事件作为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了这种不良氛围可能导致多么可怕的恶果。
老师非常震惊,并且高度重视，后续的处理是周密且注重根治的：李明被撤职，并接受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心理辅导；班级召开了一系列主题班会，讨论校园欺凌、权力边界、同学友谊的真谛；学校也加强了对学生干部选拔、培训和监督机制的反思。
风波渐渐平息,我有时还会想起那个傍晚，那只搁在椅子上的脚，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丑陋的羞辱记忆，更像一个刺耳的警报，它提醒我，权力无论多微小，一旦失去约束和敬畏之心，就会滋生腐败与压迫；它也提醒我，在任何环境中，保有尊严的底线和独立思考的勇气，是多么重要，真正的奖励，从来不会以践踏自我为代价；健康的关系，也永远建立在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之上，校园不该是权力游戏的预演场，它应是学习知识、塑造人格、体会平等之爱的净土，清除那些隐秘角落的尘埃，需要每个人的觉醒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