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末的午后,我打开一只旧纸箱整理杂物，尘埃在阳光里缓缓浮动，手指触到一本高中毕业纪念册，翻开的一瞬间，樟脑丸和陈旧纸张的气味混合着涌入鼻腔，一种熟悉的不适感突然袭来——那是数学考试前夜的焦虑、与某个朋友最后一次说话时的尴尬，还有站在毕业典礼舞台上时那种虚假的从容，我迅速合上纪念册，像触碰了什么烫手的东西，是的，回忆有时候真是讨厌的东西，它总在不经意间闯入，带着我们并不想重温的情绪税。
我们讨厌回忆,首先因为它从不经过允许，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描绘的“不由自主的记忆”正是如此——一块玛德琳蛋糕蘸茶的滋味，就能将叙述者拽回童年的贡布雷，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嗅觉与记忆的连接最为直接，因为嗅觉信号绕过丘脑直接抵达杏仁核和海马体，这两个区域分别负责情绪处理和记忆形成，所以某种特定的香水、老房子潮湿的气味、甚至食堂里某种饭菜的味道，都能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打开我们以为已经锁好的房间。
问题是,这些房间里储存的，往往不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纪念品，负面情绪的记忆比中性或积极的记忆更深刻、更持久，这在心理学上称为“负性偏向”，进化给我们的生存机制是：记住哪片森林有猛兽，比记住哪棵树结甜果更重要，那些尴尬的瞬间、伤人的话语、失败的经历，被大脑用加粗字体刻在记忆的墙壁上，多年后我们试图回忆一场愉快的聚会，最先跳出来的却可能是自己说错的一句话，或某个令人不快的细节。
更让人恼火的是,回忆并不忠实，每次我们提取一段记忆，都是一次“重新巩固”的过程，记忆会被当前的认知和情绪重新染色，再储存回去，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实验表明，通过暗示性提问，可以让人们“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讨厌的某些回忆可能已被悄悄篡改——也许那个让你耿耿于怀的“当众羞辱”在旁人看来只是寻常对话，也许你记忆中完美的旧时光过滤掉了当时的诸多烦恼，记忆是个糟糕的史官，它记录的不是事实，而是我们对事实的理解和感受。
最核心的矛盾在于：我们努力遗忘的，恰恰是最难摆脱的。“白熊效应”证明，越是试图压抑某个想法，这个想法反而越频繁地出现，让一个失眠者“不要想大象”，他的脑海里会充满大象的各种形态，对回忆也是如此，我们越是对自己说“忘记那段痛苦的感情”“别再去想那次失败”，记忆越是以更清晰的姿态回归，痛苦回忆的不断反刍，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沉思默想”，它可能将暂时的情绪低落转变为长期的抑郁倾向。
我们该如何与这些讨厌的回忆共存？也许第一步是停止与记忆的战争，心理学家发现，接受与承诺疗法中“认知解离”的技术很有帮助——学会将“我有一段痛苦的回忆”转变为“我注意到一段痛苦回忆的出现”，将自我与记忆稍稍分离，当我们不再与记忆搏斗，它的爪牙反而会钝化。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回忆会从内侧温暖你的身体，同时又从内侧剧烈切割你的身体。”这正是回忆的辩证法，那些讨厌的回忆构成了我们生命的重量和深度，塑形了我们的谨慎、共情和韧性，完全剔除它们，我们就成了失重状态下的浮萍。
在整理的最后,我没有扔掉那本纪念册，而是把它放在书架上一个不显眼但可以触及的位置，我开始明白，这些讨厌的回忆像身体的疤痕组织——它们不美观，触摸时会带来异样感，但每一处都标记着一次愈合，证明着我们的生命曾经被穿透，然后又顽强地连接起来，或许真正的成熟不是拥有完美的记忆，而是能够与所有不完美的回忆签订一份停火协议：我不赞美你，但也不再与你为敌，我们就这样，带着一身无声的疤痕，继续走向前方等待被填满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