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潮湿的南方下午,空气拧得出水，我站在商场负一层的奶茶店旁，手里握着快融化的冰淇淋，白色裙摆被空调风吹得贴在腿上，他迟到了十七分钟，这十七分钟里，我数了对面广告牌上的字换了三次，擦掉了手心的汗，重新扎了两次头发，当他终于出现，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质衬衫，额角有细密的汗，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时间的质感”——它不是均匀流淌的，而是像心脏一样，会在某些时刻剧烈搏动，在另一些时刻几乎停摆。
我们去看一场没有人记得名字的电影,黑暗笼罩下来时，我能闻到他衬衫上阳光和洗衣液混合的味道，很淡，但固执地钻进鼻腔，当屏幕上的男女主角靠近，他的小指无意间碰到了我的，不是手，只是小指，那一小块皮肤突然有了独立的生命，它发烫、轻微颤抖，像一片被风掀起的羽毛，我僵直着背，不敢呼吸，仿佛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惊走这只偶然停驻的鸟，整个影院的声音都退得很远，只剩下血液在耳膜里鼓噪的轰鸣。
散场后下起了雨,我们躲在狭窄的屋檐下，雨水在脚边溅起细小的水花。“你没带伞？”他问，我摇头，心里却想着这场雨最好永远别停，他脱下衬衫举过头顶：“跑吧！”我们冲进雨幕，布料很快湿透，半透明地贴在他肩上，在那一方小小的、属于两人的干燥里，我的右肩抵着他的左肩，能感觉到他皮肤的温度透过湿透的棉T恤传来，雨声很大，世界很吵，可我们之间的那个空隙却异常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彼此交错的呼吸。
地铁站分别时,他忽然说：“等等。”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一支体温计——不是电子体温计，是那种老式的水银体温计，装在蓝色的塑料套里。“这个给你，”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妈非要我带的，说最近流感，但……我觉得你会更需要。”我接过来，金属头还留着他的体温，后来我无数次回想这个举动多么奇怪，多么没有道理，但十七岁的逻辑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礼物本身，而是赠与的那个瞬间，他把自己日常的一部分、甚至带着母性关怀的一部分，笨拙地交到了你手里。
那天晚上,我把体温计放在床头，月光照进来，水银柱闪着幽微的光，我忽然理解了“第一次”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一个完成时的事件，而是一个持续蔓延的状态，从电影院黑暗中的小指相触，到雨中共撑一件衬衫，再到这支可笑的体温计，每一个瞬间都在身体里留下了刻度，不是疼痛的刻度，也不是狂喜的刻度，而是一种细微的震颤，像寂静山谷里第一次响起的回声，从此你知道，这座山是有深度的，是能应答的。
许多年后,当我经历过更郑重其事的表白、更精美的礼物、更符合社会期待的“第一次”，我反而最常想起那个湿漉漉的下午，第一次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感知”，它是一套刚刚启用的感官系统，第一次学习如何为另一个人的存在分配注意力，如何解读那些尚未被语言编码的信号，如何承受甜蜜带来的轻微眩晕。
那支体温计最终没有用过,但它始终在那里，成为我私人博物馆里最奇特的藏品，它量不出任何病理意义上的温度，却永远标记着，在一个平凡的雨天，我曾那么真切地活着——为一个男孩衬衫上的阳光气味活着，为屋檐下几厘米的间隔活着，为一次莫名其妙的馈赠活着，原来第一次最真实的细节，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以因为另一个人的经过，而变得如此具体，如此丰盛，如此值得在多年后的深夜里，轻轻取出，对着月光再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