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童年的一次野餐，那是在城郊一片半荒的河滩，卵石粗粝，蒲草长得高而野，母亲铺开红白格子的塑料布，风总是不驯服，四个角要用洗净的卵石牢牢压住，吃食简单：白煮蛋，夹了果酱的吐司，用铝饭盒装着的凉拌黄瓜，滋味早已模糊，但那种郑重其事的快乐，混合着青草被太阳晒出的气息，却像一枚书签，夹在了记忆的某一页里，后来，当我读到宫泽贤治的童话，看到那只在月夜原野上，忙着捣年糕、准备一场盛大夜宴的野餐兔时，那个遥远的午后，便倏然被一道澄明的光点亮了，原来，我们简陋的仪式，与童话里那场不被任何人目睹的、星辰下的盛宴,竟有着同源的灵魂。
我时常想，那只“野餐兔”究竟在准备什么？它没有邀约任何宾客，它的盛宴，似乎只为“盛宴”这个行为本身而存在，它从旷野中搜集露水与月光，用它的小杵，捣着或许只有精灵才懂得的食材，这行为毫无功利，近乎一种虔诚的“游戏”，这种游戏，与人类最初的野餐，或许心意相通，在农业与城市将自然规训为背景之前，我们的先祖在迁徙途中，一次偶然的驻足，一次在果实累累的树下分享猎物，那便是最初的野餐，它不是逃离，而是生活本身，是与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共同谱写的生存韵律，食物直接来自伸手可及之处，风是唯一的侍者,大地是永恒的餐桌。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与这种“野餐”的本真，隔开了一层精致的毛玻璃，我们开始“去野餐”，这个“去”字，泄露了全部秘密——它变成了一次计划中的“出走”，一场对日常的短暂叛逃，野餐的地点，不再是生活途经的旷野，而是被精心标注在社交地图上的公园、草坪或网红营地，那块红白格子布，不再是随手压上石头的塑料布，而是某种兼具北欧风情与日式侘寂的棉质方巾，食物，则经历了一场静默的战争：手工三明治的边角必须切得整齐，水果要摆出莫奈画作般的色彩阵列，气泡水的玻璃瓶上凝结的水珠,最好能在滤镜下闪烁出高级的质感。
野餐，演变为一场以自然为布景的室内剧，我们搬运着整个现代生活的秩序与审美，去到那片被修剪过的绿色上，完成一次对田园的、安全无害的凭吊，我们谈论风，但希望它不要吹乱发型；我们欣赏草地，但小心翼翼地避开可能的昆虫，我们消费着“自然”这个概念，如同消费一件设计优良的商品，那只纯粹的、只为月光与露水忙碌的野餐兔，远远地望着我们，它的小眼睛或许会疑惑：这些两足的生物，为何要带着如此多的累赘,来赴一场与自然如此隔膜的约会？
这便是现代性赋予我们的、甜蜜的悖论，我们越是远离泥土，便越是怀念青草的气息；我们被钢筋水泥保护得越好，就越渴望一场“可控的冒险”，野餐，于是成了我们与失落的自然之间，一道最温和的调解程序，它不像荒野求生那样充满真实的挑战，也不像公园长椅那样完全世俗，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一个我们与自己签订的、诗意栖居”的短期契约，我们在朋友圈里分享的九宫格，便是这份契约的公证，我们通过他人的点赞，确认了自己尚未完全钝化，对“自然”仍保有敏锐的感知力——哪怕这种感知,已被重重媒介和消费符号所过滤。
那只宫泽贤治笔下的野餐兔，它永远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野餐布上，它属于另一种时间，另一种逻辑，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效率、功利与展示的一种温和嘲弄，当我们忙于布置、拍照、社交时，它或许就在不远处那一片我们嫌不够整洁、未曾踏足的灌木丛后，静静地捣着它的年糕，举办着一场只有风、影子与星辰参加的永恒宴会，它的盛宴，不需要观众，因而也就没有表演，它的快乐，来自创造与沉浸本身,因而无比丰足。
也许，下一次当我们铺开餐布时，可以尝试做一分钟的“野餐兔”，暂且放下手机，不去构思构图与文案，只是用手掌感受一下草叶的硬度，用耳朵去分辨风声里是否混着遥远的虫鸣，用鼻子深吸一口——那里面，真的有泥土、植物与阳光在夏天里发酵的复杂气味吗？试着不去“消费”这片风景，而是让自己成为风景里一片短暂的叶子,一只偶然路过的甲虫。
野餐的精魂，或许不在于我们带去了什么，而在于我们能否允许自己“被带走”——被一阵无目的的风带走，被一缕突然偏移的阳光带走，被一声清脆却不知名的鸟鸣，带往那片我们早已遗失的、兔子的旷野，在那里，盛宴从未停止，它只是换了一种我们暂时忘记的语言，在永恒地进行着，而我们所要做的，或许只是学会重新聆听，并慷慨地允许自己，成为那寂静盛宴上,一个不言不语的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