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午后,阳光斜照进好友家的客厅，空气里有旧书和茉莉花茶的温润气息，好友的母亲坐在藤椅上，膝头摊着一本边角微卷的《现代汉语词典》，她扶了扶老花镜，用带着江南水汽的柔软口音，慢慢地、一字一顿地念：“这个字，念‘蕤’，草木繁盛的样子，你们看，造字多好，草字头，下面就像枝叶垂下来。”那一刻，时间仿佛被她口中吐纳的古老音节拉长、凝滞，这已是我第七次，撞见她沉浸在这种旁人看来或许有些“迂阔”的中文世界里，我的好友曾玩笑地统计过，母亲的中文，至少有七副迥异的面孔，七重迷人的光晕。
第一重，是炊烟里的泥土方言。 那是她的生命底色，未曾被普通话完全覆盖的故土，她打电话给老家姊妹时，吴侬软语顷刻流淌，像一条活泼泼的乡间小溪，里面有我们听不懂的、关于秧苗、蚕桑和梅雨的词汇，那些音节，是她与那片土地的脐带，是她情感最原始、最沸腾的形态。
第二重，是字正腔圆的“新闻联播”腔。 作为小学语文教师退休，她的普通话带着一种经过锤炼的、近乎庄严的准确，朗读课文时，每个字都端端正正，像精心排布的方阵，这重中文，是她与社会、与职业身份的契约，严谨，规范，一丝不苟。
第三重，是泛黄信札上的文言余韵。 她整理旧物时，会翻出祖父留下的竖排家书，轻声诵读，那些“见字如晤”、“谨祝春祺”，经由她的嗓音，不再是僵死的礼节，而泛着旧宣纸与墨锭的微光，是一种即将消逝的、温文尔雅的时空回响。
第四重，是街头巷尾的鲜活白话。 与菜贩讨价还价，和邻居闲聊八卦，她的语言瞬间充满弹性和温度，生动泼辣，谚语俗话信手拈来，这重中文充满人间烟火气，是她作为生活家最灵动的注解。
第五重，是与时俱进的“网络潜水者”用语。 她偶尔会从我们年轻人的对话里，好奇地学去一两个词。“点赞”、“秒懂”，从她口中说出，总带着一种实验性的认真，仿佛在小心翼翼地触摸这个时代的脉搏。
第六重，是沉默的、肢体与眼神的中文。 包饺子时利落的手势，听我们高谈阔论时含笑的、鼓励的凝视，深夜为归家孩子留的一盏灯——这一切，都是无需言辞却饱含深意的中文，是象形文字最本初的“意会”境界。
而最让我动容的第七重，是她面对新生孙儿时的“创造”。 那是一种混合了童谣、自创拟声词、古老儿歌和无限柔情的全新语言系统，她会指着月亮说：“看，白玉盘盘上班啦。”会把摇摇晃晃的学步，形容为“小脚丫在画波浪线”，这重中文，挣脱了所有语法与成规，纯粹由爱意滋生，是语言最原初的命名功能，为一个崭新世界涂抹上最初的光与色彩。
这“七重”中文，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她身上水乳交融，她会用方言的调子哼唱古诗，用标准的拼音纠正孙儿的童言，又在日记里用半文半白的句子记录心情，她的中文，是一部微型的、活着的语言史，从古老的根系出发，蔓延出无数青翠的枝条，触摸着时代的天空。
我们这代人,习惯了键盘敲击、表情包替代、信息碎片化，我们的中文或许更高效，更国际化，但也常常更干燥、更单薄，我们从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语言的“富饶”，中文于她，从来不是一门工具，而是呼吸，是生活本身，是记忆的容器，情感的河床，是与世界、与亲人、与过去和未来建立联结的、最神圣的方式。
离开她家时,夕阳正浓，她送我到门口，用那口好听的普通话叮嘱：“路上慢点，常来。”简单的八个字，我却听出了七重的温暖，那里面有方言的亲切，有教师的周到，有长辈的慈爱，或许，还有一丝古典告别诗中“落日故人情”的悠远韵味，我想，好友母亲所守护和演绎的，或许正是中文最珍贵的灵魂——它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温热的血脉，在每一次吐纳、每一次书写、每一次凝望中，将我们彼此，以及我们与这片土地千年来的悲欢，牢牢地、柔软地，连结在一起，这“七重”中文，最终融汇成的，是一个普通中国母亲生命本身的、丰饶而深情的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