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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刘嘉魁 每经编辑|陈俊杰
开年以来，中国银行业正经历一场针对“客户尽职调查”合规性的监管风暴，其密集程度与处罚力度堪称史无前例。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截至3月26日，当月已有超20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因“未按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等反洗钱违规案由收到监管部门罚单，单笔罚款从11.4万元至417.46万元不等。
银行业密集因涉及“客户尽调”等原因被罚款，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形成时间上的紧密呼应。监管层正以“零容忍”姿态，向全行业重申反洗钱第一道防线的严肃性。
为何“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会在3月份集中爆发？记者调查发现，这并非监管部门突然收紧尺度，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及配套新规实施后，执法标准与违法认定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亦是监管逻辑从“金额门槛”向“风险分级”转型后的必然反应。
记者注意到，3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各地方分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中，“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这一违法行为类型出现显著增长。
从时间线看，处罚潮从3月初便已开始涌动。3月2日，招商银行贵阳分行因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等3项违法行为，被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警告并罚款87.5万元。同日，开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因同类违规被罚65万元。次日，农业银行鹤岗分行因单一的客户尽职调查违规，被中国人民银行鹤岗市分行罚款25.05万元。3月5日，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和萍乡农村商业银行同日“上榜”，分别因叠加多项违规被罚80.2万元和99.43万元。
截图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进入3月中旬，罚单的密集度和金额均有所上升。3月11日，中信银行舟山分行和交通银行镇江分行分别领到96.1万元和90.6万元的罚单。3月16日成为当月处罚的一个“高峰日”：泸州银行因多项反洗钱违规被重罚417.46万元，同时8名相关责任人被追责；广发银行洛阳分行和邮储银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分行也分别被处以86.16万元和34.1万元的罚款。次日，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双河兵团分行再收罚单，金额分别为99万元和27.6万元。3月25日，恒丰银行自贡分行被给予警告并罚款26.55万元。
从被罚机构类型看，既有国有大行分支机构如农业银行莱芜分行、鹤岗分行，交通银行威海分行、镇江分行、山东省分行；也有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贵阳分行、恒丰银行自贡分行；城商行如长沙银行湘潭分行；更有大量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山东张店农商银行、湖南城步农商银行、贵州遵义汇川农商银行、开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及贵阳小河科技村镇银行、灵川深通村镇银行、重庆北碚稠州村镇银行等多家村镇银行。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这些罚单发现，“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较少作为孤立的案由出现，它往往与其他违规行为“捆绑”在一起。
最典型的叠加违规是“未按照规定报告可疑交易”和“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提供服务”。例如，泸州银行的罚单明确列出了“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以及“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等多项。开阳县农信社的违规行为中也包含了“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与其进行交易”和“未按照规定报告可疑交易”。这种组合意味着银行不仅在客户准入环节失守，在后续的持续监控和风险报告环节也存在严重缺失，使得账户实际上暴露于洗钱等非法活动的风险之中。
截图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此外，这类违规还常与基础管理漏洞并存。多数罚单中，“违反金融统计管理规定”和“违反账户管理规定”是高频出现的伴随项。这反映出部分机构，尤其是一些基层网点或中小银行，在内控管理的多个基础环节存在系统性薄弱。客户尽职调查的流于形式，可能只是其整体合规文化淡薄、内部管理粗放的一个缩影。
由此可见，“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通常是一个系统性风控漏洞的起点，并沿着清晰的逻辑链条向后端蔓延。
“违规链条的起点是客户身份识别的形式化，链条的中段是持续尽职调查的缺失，链条的末端是风险报告与处置的失效。”西部地区某城商行资深从业人士对记者分析道，罚单中呈现的违规组合具有清晰的逻辑链条：账户开立审核不严（违反账户管理规定）为第一步；未能有效识别客户真实身份和背景（未按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是核心失效环节；进而导致无法对异常资金往来进行有效监测和报告（未报告可疑交易）；最终可能沦为非法资金通道（与身份不明客户交易）。监管处罚精准地击中了这条风险传导路径上的多个节点，体现了“过罚相当”的原则。
为何“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相关处罚密集出现？其最直接的监管政策背景，是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新版《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下称“新办法”）。
新办法与2025年1月1日生效的新反洗钱法形成配套，明确将沿用多年的“客户身份识别”调整为“客户尽职调查”，这一术语转变背后，是监管理念从静态的“核对身份证件”向动态的“了解你的客户”（KYC）全过程管理的深刻跃迁。
与旧规相比，新办法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删除了“个人存取现金超5万元需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强制性统一要求。这曾被部分公众误解为监管的“放松”。然而，监管逻辑实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过去基于固定金额的“一刀切”式管理，升级为基于客户和交易风险的“分级分类”管理。
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为每一位客户建立动态的风险评估画像。对于经评估认定为低风险的客户（如收入来源稳定、交易模式规律的普通储户），在办理业务时可采取简化措施。反之，对于系统监测到交易行为异常、与客户身份或历史模式严重不符的“高风险”情形，银行则必须依法启动“强化尽职调查”，深入核查资金来源与去向，并可对客户的交易方式、规模等实施合理限制，甚至在风险超出管理能力时拒绝办理业务或终止业务关系。
资深业内分析人士认为，3月份的密集罚单，可以视为监管层在新规落地后的一次“压力测试”和“定向校准”。它向市场传递出明确信号：取消5万元登记要求，绝不意味着银行可以放松甚至放弃客户尽职调查的责任。相反，银行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构建更智能、更精准的风险识别与监测体系，以实现“既有效拦截非法资金流动，又不给守法公民增添不必要麻烦”的监管目标。
本轮监管风暴为银行业，特别是数量众多的中小银行敲响了警钟。客户尽职调查防线失守，不仅会招致经济处罚和声誉损失，更可能使其被动卷入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危及机构自身的稳健经营。
从受罚机构类型分布看，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县域中小金融机构占比颇高。这暴露出其在合规投入、科技系统、专业人才等方面存在的普遍短板。与全国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往往面临更大的成本约束，在反洗钱监测系统建设、大数据风控模型开发上投入不足，更多依赖人工审核和经验判断，在应对复杂隐蔽的非法资金活动时力有不逮。同时，基层员工合规意识与专业能力的培训也可能存在缺口。
即使是国有大型银行，其部分基层分支机构也未能幸免。这反映出在总行层面制度完备的情况下，政策在向一线网点传导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衰减”。如何确保统一的合规标准在遍布全国的每一个服务终端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是大型银行机构治理的长期课题。
面对监管规则的升级和执法力度的加强，银行业亟需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构建风控体系”。
“对我们银行机构而言，反洗钱合规已从一项被动满足监管要求的‘成本项’，日益转变为关乎银行生存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前述资深银行从业人士表示，银行必须重新审视客户尽职调查的定位。在零售端，通过优化尽职调查流程平衡反洗钱合规与金融服务可得性，避免因过度风控加剧金融排斥；在对公端，建立受益所有人识别的标准化流程，利用工商数据、征信数据交叉验证，而非简单依赖客户自述。
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而言，亟需寻求“抱团取暖”的合规模式。鉴于单个村镇银行、农商行难以承担高昂的技术投入和人才成本，业内人士建议，可由省级联社或主发起行建立共享的反洗钱服务中心，为辖内机构提供集中的客户风险评级、可疑交易监测、尽职调查培训等服务，降低单家机构的合规成本。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银行应建立“监管沙盒”思维，主动开展合规自评。鉴于新反洗钱法已将罚款上限提升至1000万元，且允许“双罚制”（既罚机构也罚责任人），银行必须建立前置性的合规评估机制，对存量客户进行风险排查，对高风险业务条线开展专项审计，而非等待监管处罚后再被动整改。
封面图片来源：每经媒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