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风少年04,那些年,老妈替我赊来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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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超市,收银的小姑娘扫完我满满一车的东西,脆生生地问:“先生,积分兑礼,换购还是记您母亲卡上?”我愣了一下,旋即失笑,大概是我这副三十好几还买一大堆零食饮料的模样,实在不像个“独立”的当家汉子,我摆摆手:“不用,我自己结。”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那个称呼——“母亲”——让我想起陈默,想起他那永远像披着无形披风的背影,更想起他身后,那个被我们偷偷叫做“总司令”的老妈。

陈默是我发小,绰号“披风少年”倒不是因为他真有什么拉风的披风,而是小时候,他老妈那块洗得发白、大了不止三号的围裙,就是他的披风,下雨了,那围裙能瞬间罩住他整个脑袋和书包;刮风了,围裙两角被他老妈扎在他脖子上,猎猎作响,真像那么回事,我们笑他,他梗着脖子:“你懂什么,这是我妈的‘多功能隐形披风’!”

这“披风”的主人,李阿姨,是个极利落也极严厉的女人,在厂里是技术标兵,在家是不折不扣的“指挥官”,陈默的作息、学习、甚至我们找他玩的时间,都被她精准地规划在巴掌大的日历本上,她对陈默说得最多的话是:“指望不上任何人,你得自己争气。”

我们都不太敢去陈默家玩,气氛太肃穆,直到那个燥热的暑假午后,我亲眼看见一幕,才懵懂地触碰到这严厉之下的另一面。

那天,我们几个野孩子疯跑了半天,渴得喉咙冒烟,凑在一起的钱只够买几根冰棍,眼巴巴瞅着水果摊上切开的、红瓤黑籽的大西瓜,陈默抿着嘴,眼神里的渴望藏不住,但他摸了摸空口袋,转身就要走,就在这时,李阿姨下班路过,自行车刹在我们跟前,她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西瓜,没说话,径直走到摊主面前。

“老王,西瓜怎么卖?” “李工啊,好瓜,八毛一斤,来一个?” 李阿姨没应,手指在几个瓜上敲了敲,挑中一个:“这个,帮我称一下。…”她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但我站的近,听得真切,“再赊我半个,下月初一发工资,我一准儿送来。”

“赊”字像颗小石子,投进我八岁夏天的池塘里,在我那时的认知里,“赊账”是和“困难”“没面子”联系在一起的,可我看到的李阿姨,背挺得笔直,脸上没有恳求,只有一种平静的坦然,摊主老王显然和她熟识,爽快地切了半个更大的瓜:“李工您这话说的,见外了,孩子渴坏了吧,先拿去吃!”

那半个西瓜,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甜的一次,我们围坐在陈默家楼道口,吃得满脸瓜汁,酣畅淋漓,李阿姨就坐在旁边的小凳上,看着我们,手里拿着一把旧蒲扇,不紧不慢地给我们扇着风,赶着苍蝇,她没吃,只是偶尔拿湿毛巾给陈默擦擦嘴角,夕阳的金光给她有些疲惫的侧脸镀了层边,她看着狼吞虎咽的儿子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柔软,像融化了的蜜糖。

陈默当时吃得头也不抬,很多年后,我们喝酒聊起往事,他才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半夜起来,看见母亲在昏黄的灯下,对着那个巴掌大的记账本,用铅笔仔细地算着,嘴里无声地念着,然后在某一页,轻轻地划掉“西瓜-八毛”这一项,他说,那一刻,他觉得母亲扇过来的风,穿过了整个童年,终于凉凉爽爽地,吹到了他心里那块最皱巴的地方。

原来,他那件“隐形披风”,不仅为他遮风挡雨,还在他看不见的维度里,悄悄替他“赊”来了许多人间温暖,赊来半块西瓜的清凉,赊来小伙伴羡慕的目光,赊来一个孩童在酷暑中完整的、甜蜜的快乐,而偿还这些“债务”的,是母亲深夜灯下的计算,是厂里从不休的加班,是日复一日餐桌上看不见的“不爱吃”。

我们这代人,尤其是男孩子,似乎天生被教育要硬朗,要寡言,对最深的恩情常觉难以启齿。“思恩”这个词,太重,太 formal,我们更习惯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藏在“知道了”的应答里,藏在默默接过她手中重物的动作里,藏在她唠叨时不再顶嘴的沉默里。

陈默后来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一年回来一两次,李阿姨老了,不再那么雷厉风行,反而有些唠叨,陈默给她买了智能手机,教她视频,每次接起来,她第一句永远是:“吃饭了没?”背景音里,常常是电视开着,声音很大,她一个人在家。

去年春节,陈默给我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李阿姨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的,正是那块老式的、洗得发白却熨得平平整整的围裙,陈默在旁边附了一句话:“我妈说,这东西料子厚实,盖着比毛毯踏实,我好像,刚发现我的‘披风’是什么材质的。”

我盯着照片,眼眶忽然发热,我们这些曾经的“披风少年”,终于在空中扑腾得累了,开始慢慢降落,才看清当年那股托举我们、鼓荡我们“披风”的气流,究竟是什么,那不是风,是母亲绵长而灼热的呼吸;那披风的材质,也并非普通织物,是她用青春、健康、以及我们从未察觉的无数次“赊欠”与“偿还”,一针一线编织成的坚韧的守望。

思恩,或许并非遥望山高海深,而是在某个平凡的瞬间,突然听懂了当年那声严厉斥责里的颤音,看懂了那件旧围裙上经纬交织的密码。 我们亏欠的,从来不是一块西瓜,一段时光,而是一份让她甘心以身为渡、送我们往辽阔世界去的那颗心。

走出超市,霓虹初上,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响了两声就接了,背景音里是咿咿呀呀的戏曲频道。

“妈,”我说,声音有点不自然,“……那什么,我刚看到有卖挺好的蜜瓜,想起你爱吃了,明天给你带一个过去?”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随即传来她惯常的、略带嫌弃却掩不住高兴的声音:“又乱花钱!……过来吃饭吗?我给你包点饺子冻上。”

“哎,好。”

挂掉电话,晚风拂面,我忽然觉得,每一个能这样平常对话的日子,都是命运给予的、无比慷慨的馈赠,而那个曾为我们“赊”来整个世界的女人,我们最大的“思恩”,或许就是让她知道,她当年“赊”出去的爱,连本带利,都正在被时光,稳稳地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