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东山坳的第一缕天光还没撕开夜幕，春桃已经在那三亩薄田里了，露水打湿的泥土气息混着新翻的草根味儿，像一碗陈年的药，苦，却让她清醒，她弯腰，从湿冷的泥里抠出半块青瓷片，借着东方蟹壳青的微光，能看见上面模糊的缠枝莲纹，隔壁德昌爷说过，这片地，早几百年也许是哪户体面人家的后园，春桃用拇指搓了搓冰凉的瓷面，心里那点没来由的惶惑，就和这瓷片一样，硬硬地硌着。
《乡野春色》的开篇，大约也该有这么一股子清冷又执拗的土腥气，故事往往从这样看似寻常的破晓开始，主人公与土地之间，有种近乎疼痛的亲密，可这亲密，正被一种更庞大、更喧嚣的东西磨损。
去年秋收刚过,“金穗农业集团”的白色越野车就开进了村里，车轮碾过晒场，扬起一路金黄的谷壳与尘土，西装笔挺的项目经理，皮鞋锃亮，站在田埂上讲“规模化”、“集约化”、“亩产收益”，嘴里吐出的词汇像一粒粒包着糖衣的药丸，甜美而陌生，村里签了意向书的人家一天天多起来，只有春桃，还有坡上独居的德昌爷，那片地始终空着，像宣纸上倔强的留白。
德昌爷的地里,不种值钱的经济作物，只种了十几棵老橘树，和一片乱糟糟、却四季不断的时蔬，他的“固执”是有来由的，午后的祠堂门口，德昌爷眯着眼，看阳光穿过百年老樟树的叶子，声音沙哑：“我爷爷的爷爷就在那坡上种橘子，民国逃壮丁，一家人躲在橘林里，靠落在地上的瘪果子活了一个冬天，五八年，也是那几棵树，救了我爹的命。”他顿了顿，手里的旱烟锅子在青石门槛上磕了磕，“地是什么？地是装着祖宗魂魄的碗，里面的泥，是汗，是血，是化成灰的指望，你说流转？那是连碗带魂，一道端走了。”
春桃听着,心里那半块瓷片，似乎更沉了，她想起母亲临终前，干枯的手死死攥着一把自家的土，怎么也掰不开，土地的记忆是骨骼般的记忆，不显山露水，却撑着一代代人的身形。
冲突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爆发,几台陌生的挖掘机，如同钢铁巨兽，轰鸣着开到了德昌爷的橘林边，领头的工头叼着烟，挥着图纸：“规划过了，这片坡地平整了，正好建新的滴灌控制中心。”德昌爷没骂人，他只是颤巍巍走过去，挡在最前面那台挖掘机的履带前，慢慢地、直挺挺地躺了下去，身下是去年落下的、已经开始腐烂的橘叶，那一刻，没有悲愤的呐喊，只有老人佝偻的身体与冰冷钢铁的对峙，静得能听见风穿过枯枝的呜咽，像一曲古老的挽歌。
事情最终以挖掘机的暂时撤退告终,但夜深人静，春桃摸着黑去看德昌爷，屋里没开灯，老人坐在灶膛前，余烬的微光映着他木刻般的脸，他喃喃道：“丫头，我不是拦着大家过好日子，我是怕啊……怕那些机器一响，地下睡着的先人们，就再也听不见地上的动静了，怕那些化肥农药一洒，地就忘了自己原本是什么味儿了，地没了魂，人站在上头，心里是空的，飘的。”
那一夜,春桃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株野梨树，根系拼命往下扎，想抓住什么，但下面的土层却越来越松，越来越虚。
小说的矛盾,或许就凝练在这样一个具象的姿势里——老人躺向土地，交出自身，完成最后的捍卫，这不仅是利益的博弈，更是两种时间观念、两种生命哲学的冲撞，一种指向未来无限的效率与增长，一种连着过去深不可测的记忆与恩情。
文章该在这里收尾了,但我总想着故事的后来，听说，最终德昌爷的那片坡地还是没能留住，只是据说，在签字那天，老人向金穗集团提了一个要求：在新建的控制中心旁边，留出一小垄地，不铺水泥，就让它荒着，种点野花野草，集团的人笑着答应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老人无伤大雅的最后念想。
今年春天,项目动工了，机器轰鸣声中，那一小垄“留白”之地，在推土机铲平的、齐整划一的黄土边缘，显得格外扎眼，像大地一道新鲜的伤疤，没人特意去种什么，可几场春雨过后，黑油油的泥里，竟自己钻出了几株怯生生的野梨树苗，还有星星点点的婆婆纳和紫花地丁。
春桃有时会绕路过去看看,站在那格格不入的绿意前，她忽然觉得，这或许就是小说标题里那抹最真实的“春色”——不是规整的田园画，不是丰产的宣传照，而是一种带着伤痛的、倔强的、从记忆最深处挣扎出来的新绿，它很弱小，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低沉的、持续的抗辩。
风吹过,野梨树细嫩的叶子簌簌地响，春桃想，德昌爷的话，地下的先人或许听不见了；但这片土地上新的故事，总得有人接着写下去，只是笔握在谁手里，纸又铺在何方，她望着远处天际线下日渐陌生的家乡轮廓，第一次感到如此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