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租屋里的制片梦,三个少女的传媒奋斗史

lnradio.com 3 0

深夜十一点半,北京东五环一间不到七十平的老旧两居室里,剪辑软件的时间轴还在无声地流淌,林薇揉了揉发红的眼睛,电脑屏幕上跳动着今天拍摄的第八条采访素材,客厅临时搭建的简易录音棚里,刚结束一天实习的苏晓正小心翼翼地调整麦克风角度,准备录画外音,而卧室兼道具间的门虚掩着,能看见秦雨蹲在地上清点明天拍摄要用的服装——那是她从二手市场淘来的三十件“复古风”衬衫,铺了满满一地。

这里是“9L传媒”的诞生地,也是三个传媒专业毕业生的合租屋,墙上贴着褪色的电影海报,书架被专业书籍和成堆的剧本塞得变形,厨房角落堆着来不及扔的泡面盒,在这个兼具生活与工作功能的狭小空间里,一个关于制片梦想的故事正在发生。

“合租制片”:低成本创作的时代选择

“最开始真的只是为了省钱。”林薇回忆起一年前决定合伙的情景,那时她们刚从同一所大学的广播电视专业毕业,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和初创传媒公司微薄的起薪,合租成了唯一选择,而将居住空间同时作为工作场所,则是更现实的无奈——专业摄影棚日租起步价三千,是她们月收入的一半。

但很快她们发现,这种“居家办公”模式意外地契合了新媒体时代的内容生产节奏,没有通勤时间,创意来了可以立刻讨论;设备随时可用,深夜灵感迸发时也能马上开机;生活成本分摊后,她们能接更多利润薄但创作自由度高的小项目。

秦雨拿出手机展示她的收藏夹:“你看这些自媒体大V的早期视频,很多都是在出租屋里拍的。”她顿了顿,“我们现在条件比他们当年好多了,至少有个稳定的空间。”

确实,在流媒体平台降维打击传统影视行业的今天,“轻资产”成为小型内容团队生存的关键,一台相机、几个镜头、电脑加上一些基础灯光设备,就能完成从策划到成片的全部流程,而合租屋提供的,不仅是低廉的场地,更是一个24小时沉浸式的创作环境。

从宿舍到合租屋:未曾中断的追梦路

三个女孩的“制片共同体”并非始于毕业,大学期间,她们就是校园电视台的骨干,林薇擅长策划和导演,苏晓的文案和配音被老师称为“有职业水准”,秦雨则是个全能型选手,从摄像到后期都能上手。

“我们大二拍的微电影《午后的光》,就是在宿舍楼道和天台完成的。”苏晓笑着说,那部二十分钟的作品在当年的校园电影节上拿了最佳短片,奖品是一台她们至今仍在使用的三脚架。

从宿舍到合租屋,变化的只是空间,不变的是那种“抓住一切机会创作”的状态,不同的是,现在的作品不再只是作业或参赛品,而是要直面市场检验的商品,她们的第一单商业项目——为一家初创咖啡品牌拍摄宣传片,甲方在看完初稿后提出了十七条修改意见。

“那晚我们吵得很厉害。”林薇承认,苏晓坚持艺术表达不能妥协,秦雨则认为应该优先满足客户需求,而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林薇夹在中间,最终她们熬了个通宵,做出了两个版本:一个完全按甲方要求,另一个保留了核心创意的“导演剪辑版”,出乎意料的是,客户看完两个版本后,竟选择了折中方案。

这次经历让她们明白,专业制片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沟通、妥协和找到平衡点的过程。

“9L传媒”的诞生:当合租屋挂上公司招牌

“9L”是她们合租屋的门牌号,也成为了这个微型制片团队的名字,没有注册公司,没有正规办公室,但在社交媒体上,“9L传媒”已经小有名气,她们专注于“青年文化”领域的内容制作,从独立音乐人的MV到小众艺术展的纪实短片,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视觉风格和叙事语调。

盈利模式还很初级:项目制收入扣除成本后平分,设备用共同资金缓慢添置,最大的支出除了房租,竟是硬盘——不到一年,素材已经存满了十二块4T硬盘。

“最难的不是技术或创意,而是持续产出。”秦雨说,在没有稳定项目来源的时期,她们会自发创作一些主题短片,上传到视频平台保持曝光,其中一支关于“北漂青年居住状态”的纪录片式短片,意外获得了百万播放量,带来了第一波品牌合作机会。

但合租屋作为工作空间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隔音差导致录音经常需要等到深夜;空间狭窄,拍摄稍微大点的场景就得清空客厅;生活与工作界限模糊,有时连续几周都感觉“没下过班”。

少女制片人的双重现实

在男性主导的影视行业,“女性制片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证明的标签,更何况是三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

“去谈合作时,对方常会下意识地问:‘你们团队有男的负责技术吗?’”苏晓模仿着那种质疑的语气,她们的回答方式是直接展示作品集和技术设备清单。“最后都是用作品说话。”

更微妙的是来自家庭的期待,三个女孩都来自小城镇,父母眼中“稳定的工作”是公务员、教师或进入国企,当同龄人陆续结婚生子,她们却在北京的出租屋里,为着一个可能血本无归的拍摄项目押上所有积蓄。

“我妈每次视频都要问:‘你们那个小工作室还没倒闭啊?’”林薇苦笑,“但当她看到我们作品在老家电视台播放时,又会偷偷录下来发给所有亲戚。”

这种代际间的理解滞后,折射出中国年轻一代职业选择多元化与传统家庭期望之间的张力,而她们的选择,正是无数在新兴行业追逐梦想的年轻人的缩影。

深夜的泡面与清晨的曙光

采访接近尾声时,已近凌晨两点,秦雨煮了一锅泡面,三个女孩围在略显拥挤的茶几旁,她们讨论着下个月的计划:一个独立服装品牌的春夏新品视频,一个公益组织的宣传片竞标,还有她们策划了半年的系列纪录片《城中村手艺人》——如果能找到资金的话。

“你说我们这样能坚持多久?”苏晓突然问。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窗外传来远处夜间公交进站的声音。

“至少把《手艺人》拍完吧。”林薇说,“就算最后没人看,至少我们记录了。”

秦雨点点头,吸溜了一口面条:“而且比起在格子间做不喜欢的工作,我宁愿在这里熬夜剪片子。”

这或许就是这代年轻创作者的特质:比起稳定的保障,更珍视表达的可能;比起遥远的成功,更在意当下的创作自由,她们的“制片合租屋”既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精神共同体——梦想没有被折算成房贷和学区房,而是具象为每一帧画面、每一段声音、每一个被讲述的故事。

面吃完了,苏晓收拾碗筷,林薇继续剪辑,秦雨开始整理明天的拍摄清单,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疲惫与希望并存,局限与可能共生,而当晨曦再次透过不隔音的窗户照进杂乱而充满生机的房间时,新一天的创作又要开始了。

在中国无数这样的合租屋里,类似的梦想正在萌芽,它们或许渺小,却无比真实;或许艰难,却充满力量,这些年轻的身影正在用他们的方式证明:在这个时代,创作的门槛可能降低了,但好内容的价值从未贬值;生存的空间或许逼仄,但想象力的疆域永远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