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的记忆，始终带着教室风扇的嗡嗡声和粉笔灰的气息，她是我的高中生物老师，姓徐，二十五岁，第一年任教，当她在黑板上画出精致的生殖系统结构图时，总有男生在下面窃笑，女生则红着脸低下头，只有她，用冷静而专业的语气讲解着精卵结合的过程,仿佛在讨论植物光合作用般自然。
十六岁的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第一次意识到“老师”这个身份可以如此令人困惑地吸引我，她不仅教我们生理知识，更在课后耐心回答那些难以启齿的问题：“自慰有害吗？”“喜欢同性正常吗？”“恋爱中如何保护自己？”她是我人生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性老师”——不是狭义上的性技巧指导者，而是关于身体、情感、边界与自我的启蒙者。
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混合体，混杂着崇拜、依赖、青春期懵懂的情愫和对知识的渴望，我参加了她的课后兴趣小组，借故问问题，甚至模仿她的说话方式，她推荐的书我从图书馆一本本借来，从《海蒂性学报告》到《第二性》，那些文字像一扇扇突然打开的门,让我看到了一个远比教科书广阔的世界。
我们的“师生关系”在一条模糊的边界上摇摇欲坠，当她轻轻拍我的肩膀鼓励我时，当我们在空教室讨论《亲密关系》中的章节时，当我为她整理教学资料到很晚时，空气中总弥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张力，我知道这不完全是师生情谊，她知道这不完全是教学互动,但我们谁都没有戳破那层薄纸。
高二结束时，她突然离职了，没有告别，没有解释，就像从未存在过，后来听说她去了另一座城市，也有人传言她和一个女同事在一起，真相如何，我始终没有探究，留下的是半本未完成的笔记，和她借给我从未归还的《性心理学》。
十年后，当我能够平静地审视这段关系，才明白她真正教会我的是什么，不是性知识——那些可以从书本轻易获得，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欲望，如何面对情感的复杂性,如何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保持清醒。
中国的性教育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家庭中父母对此讳莫如深，学校里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局限于生理卫生，无数青少年只能通过盗版光碟、隐蔽网站和同学间的耳语拼凑起对性与爱的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位愿意坦诚谈论这些话题的老师，很容易成为情感投射的对象，我们渴望的或许不是那个人，而是那种被理解、被接纳、被认真对待的感觉。
“初恋”老师往往不是真的恋爱对象，而是我们自我认知过程中的一面镜子，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对外界认可的渴望，对权威的反叛与依赖，以及对成熟人格的向往，她离开后，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迷茫，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不正常”，直到大学选修了心理学课程，读到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的论述，才恍然大悟：这种情感转移在师生、医患等关系中并不罕见,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和处理它。
现在的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下午，阳光斜射进生物实验室，她指着人体模型说：“了解自己的身体，是尊重自己的开始。”这句话的深意，多年后才真正明白，性教育从来不只是器官和功能的讲解，更是关于界限、同意、沟通与责任的教育，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常常只完成了前半部分。
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解答的问题，随着时间发酵成了一种特殊的养分，我不再需要寻找“性老师”的替代品，因为我已经学会成为自己的向导，偶尔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她的动态——她成了一名专业的性教育工作者，出版了自己的书籍，帮助更多年轻人建立健康的性观念，我没有联系她,但心里为她感到高兴。
每个人的成长路上，或许都有这样一位“老师”，他们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人，也可能是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段经历，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要超越这些“启蒙者”，建立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和价值判断，那些曾经的迷恋、困惑、痛苦，都会在时间中沉淀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提醒我们：所有的成长，都始于勇敢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包括那些难以启齿的欲望和情感。
告别“初恋”老师，其实是告别那个还需要外界确认自我价值的少年，当我们能够坦然谈论性而不感到羞耻，能够建立健康的关系而不失去自我，能够教育下一代而不重复过去的回避与尴尬——那一刻,我们才真正从那个夏天的教室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