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读闲书，又翻到那几页，昏黄的灯下，“官人我又要”几个字，不是墨迹，倒像一声从时光深处传来的、带着体温的叹息，这声“要”，哪里仅仅是床笫间一点暖昧的索求？它分明是一颗不甘被命运装订的灵魂，在礼教厚重的封皮上，用指甲狠狠划下的一道痕，官人，我要，要什么呢？要一点温存，要一个名分，要一条活路，要那深宅大院里，一个“人”的而非“物”的立锥之地。
《金瓶梅》的伟大与惊心，正在于此，它让那些绣像小说里面目模糊的“淫妇”，第一次有了自己粗重的呼吸与具体的饥渴，潘金莲的“要”，是何等锋利的生存宣言，她没有《牡丹亭》里杜丽娘那般“良辰美景奈何天”的绮丽哀愁，也没有崔莺莺待月西厢的含蓄风雅，她的欲望是赤裸的、生猛的，带着市井的腥气与生存的寒意，她是被卖来卖去的物件，是张大户手中的玩物，是武大郎炕上冰冷的伴侣，她“要”，首先是要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支配，哪怕这支配，在世人眼中是堕落，是罪恶。这声“要”，是饥饿的呐喊，是在无边暗夜里，用肉身撞向铁屋的第一声闷响。
这声音，到了现代人的唇边，早已褪去了原初那种惊世骇俗的锐利，却平添了几分怅惘与自嘲，当我们半开玩笑地对伴侣说出“官人，我又要……”时，所要的，或许是一杯深夜递来的温水，一个疲惫时的拥抱，一次不被手机打扰的专注倾听，我们“要”的，不再是生存的根基，而是一点情感的确定性，一点对抗现代生活原子化与虚无感的微小火种，古人困于有形的礼教高墙，我们却迷失于无形的信息荒漠。那时的“要”，是破墙；如今的“要”，是寻路。 本质里，都是灵魂在旷野上的呼告，寻找一个确切的、温暖的回应。
这让我想起李贺那句诡丽入骨的诗：“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这“煎”字，何其精准！礼教的火在煎，生存的冷也在煎；古代漫漫长夜的寂寞在煎，现代光怪陆离的喧嚣，何尝不在另一种意义上煎熬着人心？古时女子，一生荣辱系于“官人”一身，她们的“要”，是孤注一掷的豪赌，今日男女，看似拥有了无限自由与选择，可那份“要”之后的忐忑，却并未减少，我们怕所要非人，怕真心错付，怕那一腔炽热，在对方的世界里，不过是转瞬即凉的余温，这声“要”，因此常常裹挟着一层小心翼翼的试探，一点欲说还休的矜持,成了情感世界里迂回曲折的谜语。
更深一层看，“官人”这个称谓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权力隐喻，它不仅是夫权，更是父权、君权、一切秩序与压迫的缩影，千百年来，无数张樱桃小口对着这个符号呢喃、哀求、索要，要一点怜惜，要一丝垂顾，要一道缝隙里的光，这构成了古典情感叙事里一种奇异的风景：反抗的种子，竟寄生在依附的藤蔓上；觉醒的意识，须用取悦的姿态来表达。 这是何等复杂的悲剧！直到《红楼梦》里，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她不要了，她用彻底的“不要”，完成了对那个“宝玉”所代表的整个无情世界的终极控诉与决裂，从“要”到“不要”，中国文学里的女性形象,才走完那最惨烈也最壮美的一步精神成人礼。
夜更深了，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像是无数个世纪里，未能说尽、未能要到的絮语，落在了今夜的柏油路上，我们早已不用称谁为“官人”，可心里那份渴望被懂得、被珍惜、被妥善安放的“要”，却与古人血脉相通，只是，我们比潘金莲幸运，不必再将全部身家性命，押注于一人之身，我们的“要”，可以更辽阔,也更自重。
它可以是向世界要一方施展才华的舞台，要一段无拘无束的旅途，要一个不断丰盈的自我。当我们不再将“官人”视为世界中心，我们自己，便有了成为光源的可能。 那一声穿越历史的“官人我又要”，最终启示我们的，或许并非是向外的无尽索求，而是向内寻找那自足与自爱的力量，唯有内心不再是一片乞讨的荒芜，我们与他人的相遇，才能是星与星的映照,而非藤与树的寄生。
雨声渐歇，东方既白，那声遥远的“要”，似乎也在这将明未明的天光里，沉淀为一声悠长的呼吸，要什么呢？千言万语，或许终究只化为一念：要此生尽兴，要灵魂完整，要在这短暂的人间烟火里，不负这一趟清醒又深情的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