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总爱调侃“老司机”，殊不知古人开起“车”来，那才叫真正的狂野不羁，这里的“车”当然不是现代汽车，而是古代的战车、马车、牛车，但古人驾驭这些交通工具时的凶猛之态，那种与速度、力量、甚至生死博弈的激情,丝毫不逊色于现代人开跑车的刺激感。
让我们穿越回春秋战场，看一场真正的“速度与激情”。《左传》中记载的战争场面，几乎就是大型战车漂移现场，公元前589年，齐晋鞌之战，晋国大夫郤克驾驶战车追击齐侯，箭伤血流至鞋仍驱车不止，其御者解张更是“左并辔，右援枹而鼓”，单手控四马，右手击战鼓，堪称春秋版“单手飙车”，这种战场上生死一线的驾驭，要求御者不仅要有高超的驾车技巧——在颠簸坑洼的战场上灵活转向、高速奔驰，更要有一颗“猛”到极致的强大心脏，孔子教学“六艺”中，“御”是重要一科，其五项标准“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每一项都是高难度驾驶技术，尤其是“舞交衢”，即在交叉路口灵活流畅地行驶，堪比古代科目五的“复杂路况驾驶”。
古人“开车很猛”，猛的不只是技术，更是那种喷薄而出的生命豪情，这份“猛”，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化作了纵横驰骋的想象力与不拘一格的磅礴文气。诗仙李白堪称“文言文赛道上的顶级超跑手”，他的《蜀道难》开篇就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如同引擎轰鸣，先声夺人，全篇意象奔腾飞跃，“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这是何等的破坏力与构建力；“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又是何等的高速与轰鸣感，读他的诗，仿佛乘坐一辆无拘无束的幻想战车，上可揽月（“欲上青天揽明月”），下可渡河（“黄河落天走东海”），时空限制被彻底粉碎，这种精神驾驭的“猛”,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车驾。
再看苏轼，他的“开车”风格则更像一位技艺高超、处变不惊的越野大师。《水调歌头》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思绪在天地间自由升降漂移；《念奴娇·赤壁怀古》开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则是以历史长河为跑道，进行一次宏大的精神巡航，即便在人生最颠簸的贬谪路上，他也能写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句子，将现实的崎岖坎坷驾驭得从容洒脱，这种在逆境中掌控方向、稳住“车身”的生命韧性，是另一种更深沉有力的“猛”。
古代典籍中，也不乏关于“驾驶安全”的警示，从侧面印证了当时“开车”之猛带来的风险。《周易》“睽卦”第三爻就记载：“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车子被拖住，牛被拽住，驾车人还受了额刑和劓刑，这大概是最早的“交通事故”记载之一。《战国策》中“南辕北辙”的寓言，更是尖锐地指出方向错误时，马好、御者善、资费足这些加速条件，只会让人离目标更远，堪称对“盲目飙车”最深刻的哲学批判。
古人这种“开车很猛”的特质从何而来？源于生存与战争的直接需求，无论是田猎、征伐，还是诸侯间的聘问往来，车驾的速度与稳定都关乎生死荣辱，它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昂扬进取、不拘一格的精神内核。《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本身就是一种永动不止、刚健有力的“驾驶”宣言，古人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与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猛烈地奔驰。
回望今日，当我们手握方向盘，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速度与便捷时，或许也能从古人“开车很猛”的典故中，汲取一些超越时代的精神燃料：那不只是对速度的追求，更是对生命力量的全然释放，对未知疆域的勇敢开拓，以及在任何境遇下都要把握自己人生方向盘的掌控力，在精神的旷野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那位御风而行的“老司机”，以猛志开道，以智慧护航，驶向属于自己的浩瀚星辰，这份从千年之前便已点燃的驾驶激情，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隆隆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