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五加班后的深夜,写字楼的电梯在第十七层和第十八层之间毫无预兆地停住了，灯闪了闪，彻底熄灭，只剩应急灯微弱的光，狭小的空间里，只剩我和她——公司里公认的美女同事林薇，一个我两年来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的陌生人。
我们几乎是同时掏出手机的,又几乎是同时咒骂出声的——没有信号，我按了紧急呼叫铃，刺耳的铃声在井道里空洞地回响，无人应答，凌晨一点的办公楼，如同沉睡的巨兽，安保大概也打起了盹。
最初的半小时,是极致的尴尬，我们各自蜷缩在电梯的对角，沉默像粘稠的胶质填满了每一寸空气，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与我认知中那个精致到头发丝的她不太相符的栀子花香味，混杂着电梯间沉闷的铁锈味，她一直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昂贵的羊绒围巾，那围巾此刻看起来又薄又脆弱，像她脸上那层完美的职业妆容，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出了疲态。
打破沉默的,是她肚子里一声轻微的“咕噜”，她瞬间涨红了脸，尴尬地别过头，我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包里……有半盒没吃完的饼干，不嫌弃的话。”那是我加班时用来果腹的，已经有些碎了，她犹豫了一下，极小幅度地点了点头，递过去时，我的指尖不小心碰到了她的，冰凉。
饼干碎屑掉在她昂贵的丝质衬衫上,她没有立刻弹开，只是怔怔地看着，忽然说：“这衬衫是贷款的，为了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死水的小石子，在应急灯惨白的光晕里，那个公司里传说中家境优渥、追求者无数的林薇，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来自小镇，背负着家人过高期望和沉重助学贷款，每月工资大半用来置办行头、学习“都市生存法则”的疲惫女孩，她说她害怕被看穿，害怕融不进这个光鲜的圈子，所以用冷漠和距离筑起高墙。
轮到我时,我也卸下了“技术宅”的甲胄，告诉她我并非性格孤僻，只是害怕自己乏善可陈的爱好和略显笨拙的社交，在别人的光芒下显得可笑，我们聊起各自工位上那些小秘密：她藏在抽屉深处的褪色全家福，我养在服务器机柜后面、差点被运维发现的可怜绿萝，原来，她记得我上次分享给部门的家乡特产；我也注意到她每次提案前，会偷偷在笔记本上画一个小小的大力水手。
凌晨三四点,电梯里的温度降了下来，我把西装外套递给她，这次她没有拒绝，我们分享了对部门项目的真实看法，那些在会议室里绝不会说出口的担忧和巧思，在这逼仄的牢笼里却流淌得异常顺畅，没有PPT，没有头衔，只有两个“人”在对话，我们发现，彼此对某个技术难题的构想，竟能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并排靠在冰冷的轿厢壁上，因得眼皮打架，半梦半醒间，我听见她极轻地说：“你上次分享的那个算法思路，真的很棒。”而我嘟囔着回应：“你上个月处理客户投诉的方式……比我强多了。”
清晨六点,维修人员终于撬开了门，新鲜空气涌入的瞬间，刺目的晨光也照了进来，我们下意识地眯起眼，然后几乎同时，又不约而同地，迅速戴上了那副熟悉的面具——她捋了捋头发，挺直背脊，恢复了那份恰到好处的疏离感；我推了推眼镜，抱起背包，变回那个沉默寡言的技术员，仿佛昨夜那个交换了软弱、分享了温度、甚至靠在一起打过盹的同盟，只是缺氧状态下产生的幻觉。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电梯,走进开始苏醒的办公楼，在洗手间门口的走廊分开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有笑容，没有言语，只是眼神轻轻碰了一下，像确认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
周一早上,部门例会，她依旧妆容精致，坐在长桌另一端，流畅地汇报着方案，我低头摆弄着笔，轮到我补充技术细节时，我抬起头，说完后，目光无意中掠过她，她正在记录，笔尖顿了一下，极其细微地，对我点了点头。
会议室的白炽灯明亮得刺眼,每个人的面孔都清晰而标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那电梯里的十二小时，并没有让我们成为朋友，更没有发生任何香艳的桥段，它只是在我们各自坚固的孤岛之间，架起了一座小小的、无形的悬索桥，桥上没有频繁的往来，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在某个需要的时候，或许能递过去半块破碎的饼干，或者接住一句未曾说出口的“我明白”。
这座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我们依然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步履不停，只是偶尔，在加班的深夜，独自走向电梯时，我会想起那场故障，然后明白，所谓职场，或许就是在无数的伪装与行进中，幸运地瞥见过一两个同类真实的瞬间，便足以让所有的独行，不那么寒冷，那夜电梯没有坠毁，却让某些东西，轻轻地、稳稳地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