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那棵老丁香死了。
我是闻不到花香才发现的,往年四月，推开窗便是扑鼻的甜香，浓烈却不腻人，像一段沉在岁月底层的旧旋律，准时在春日里响起，今年，窗外的空气却洁净得有些空洞，我走到树下，才发现它沉默得可怕——枝条僵直地伸向天空，树皮干裂，不见一星嫩芽，更无那标志性的、瀑布般的紫色花序，它庞大、沉默、确凿无疑地死去了。
这棵树是祖父手植的,他说，是五十多年前，用一把炒熟的黄豆，从邻村一位老人那里换来的一株幼苗，那时的家，还是土墙茅顶，祖父把它种在未来的“正院”中央，一个他想象中的，儿孙满堂的家的中心，它便随着这个家的兴衰，一同生长，我童年所有关于春天的具象记忆，几乎都与它有关，那细密如繁星的小花，我曾一朵朵数过，自然从未数清；那馥郁到让人微醺的香气，是写作业时走神的理由；祖母会摘下几串，插在粗瓷瓶里，贫寒的屋子便有了清贵的气象，后来，老屋翻新成了砖房，它从“院中央”变成了“墙角边”，却依然按时开花，香气霸道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
我查询资料,试图为它的死亡找一个科学的注脚，资料说，丁香是木犀科灌木或小乔木，性强健，适应性颇强，但大型丁香树寿命多在五六十年，它或许只是寿终正寝，也有说，老树根系衰退，去年秋季那场连绵的冷雨，或是今年开春那场突兀的倒春寒，都可能是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解释冷静、客观，像一份死亡诊断书，列举着“自然衰老”“气候应激”等条款，它们是正确的，却无法安慰我心中那块随着花香一同消失的空缺，它的死，像一场静默的坍塌，不只有一棵树，连同我的一部分生命坐标，也轰然陷落了。
父亲的反应更平淡,他背着手，围着枯树转了两圈，用鞋尖踢了踢裸露的、已无生气的根须，叹了口气：“也好，腾出地方，明年开春在这儿搭个葡萄架，夏天好乘凉。”他的规划务实而充满活力，指向一个与我记忆无关的未来，母亲则在惋惜那些未能摘下的花：“今年的丁香花蜜是做不成了。”他们的惋惜是功能性的，关乎空间的利用和物质的损失，我们站在同一棵死树下，却仿佛隔着时间的河流，望见不同的彼岸，我的彼岸，是一座飘散着永恒花香的童年花园；他们的彼岸，是一块需要重新规划的、属于当下的家庭院落。
这让我想起更广泛的“消逝”，乡村里，这样静默的死亡与替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村口那棵挂过铁钟、议过大事的老槐树，因“影响道路拓宽”被伐去，原地立起一根标准化的太阳能路灯，光芒冰冷而均质，河边那一片孩子凫水、妇人捶衣的麻石滩，被水泥浇筑成笔直却生硬的防洪堤，祖父那代人口中流传的、与每一条沟坎、每一棵怪树相关的精怪传说，早已无人讲述，这些具体事物的死亡，往往伴随着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被连根拔除，新的、更高效的、更整齐划一的事物填补了物质的空白，却也让精神的土壤日益贫瘠，我们得到的，是便捷；我们失去的，是“地方”独有的灵魂与故事，那棵丁香，不也曾是我们家版本的“村口老槐树”吗？它见证过团圆、离别、争执与和解，它的花香曾浸透几代人的衣裳与梦境。
或许,任何庞大而美好的事物，其终结都难以是轰轰烈烈的，没有电锯的轰鸣，没有悲壮的倾倒，只是在某个寻常的春天，它决定不再醒来，这种静默的退场，比一声巨响更令人心悸，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真相：许多告别，是在无人察觉时完成的，当我们惊觉，往往已尘埃落定。
我最终没有同意父亲立刻将它锯掉,我请求让那枯干的骨架再留一个四季，我想看着它在盛夏的暴雨中淋透，在深秋的霜露里披白，在凛冬的寒风里颤抖，我要完成一场有意识的、漫长的告别，死亡是瞬间的事件，而悼念需要时间，我需要学习如何与一段附丽于它的过往记忆共处，如何在失去坐标后，重新确认自己的情感方位。
明年,这里或许真会有一座果实累累的葡萄架，绿荫满地，那是属于父亲和未来的生机，但在我心里，会永远为那株不再开花的丁香，留一个角落，那里储藏着一种名叫“故乡”的香气，一种庞大、静默、已然逝去，却依然在灵魂深处持续低语的春天，生命的更迭向来如此，新枝勃发之际，必有老干悄然腐朽，我们无法阻止每一次凋零，唯一能做的，便是在心中为那些曾枝繁叶茂的过往，举行一场静默而郑重的葬礼，并记住它们曾如何热烈地，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