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满地焦褐的、蜷曲的落叶回来，这座城市正浸泡在一场不合时宜的、黏腻的秋雨里，出租车窗外的街景，像一卷受潮的老胶片，在流动中显出既熟悉又顽固的陌生，司机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地抱怨着拥堵，口音是我离家前就听惯的调子，可那些地名的指向——新开的购物中心，夷平后重建的公园，拓宽到认不出的老街——却在我脑海里形成一片意义真空的盲区，导航机械地报出“您已到达目的地”，我下车，站在小区门口，那一刹那，某种确凿无疑的错位感攫住了我：我回来的方式不对。
不是时间错了,日历上的归期精准无误；也不是地点错了，门牌号在记忆里生了根，是“归来”这个动作本身，它的姿态、它的预设、它那份理直气壮的所有权宣告，出了根本性的问题，我拖着行李，像一个带着旧地图的探险家，闯入了一片地貌已悄然重构的故土，邻居阿姨迎面走来，笑容依旧，寒暄却在我名字后有了微妙的停顿：“哎呀，回来啦？工作那边……都还好吧？”那个停顿，是留给“外地”二字的，在她眼里，我身上已然贴上了一层透明的、名为“他乡”的薄膜，而我，也下意识地用普通话，而非土得掉渣的方言，回应了她的问候，我们彼此确认了对方心中的那个事实：归人已成了需要被短暂接纳的客人。
推开家门,气味是最先拥抱我的，也是最先背叛我的，没有了记忆中冬日里母亲熬煮中药的沉郁苦涩，也没有了父亲烟斗丝那干燥的暖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意清新过的、属于现代家居的标准化淡香，我的房间一尘不染，床单是新换的，图案时髦，却不是我挑选的，书架上我珍藏的旧书被码放得整齐划一，像博物馆的陈列品，失去了随时被抽阅的生动，母亲絮叨着为我准备了哪些爱吃的菜，可那些菜式，似乎更多停留在我高中时期的偏好，她试图用熟悉的滋味来锚定一个她所熟知的、未曾远行的我，而我舌尖尝出的，却是时光配方里那一点点无可奈何的走样，我们都在努力扮演“昨日重现”，台词却总在不经意间滑向两个略有出入的版本。
更深的裂缝,出现在与旧日友人的聚会上，酒过三巡，本该是肝胆相照的酣畅，我们追忆往昔，那些糗事、那些豪言、那些共享的青春符号，依然能引发哄堂大笑，可笑声过后，当话题的溪流自然漫向各自生活的滩涂时，分岔开始了，他们谈论的学区房、职称评定、本地新政策，于我而言是需要注解的名词，我提及的跨城项目、异乡见闻、乃至对未来的某种漂泊不定的构想，在他们听来，也带着一丝遥远而缥缈的“故事性”，我们依然亲切，依然关心，但彼此生活的质地、焦虑的颗粒、喜悦的弧度，已不在同一个坐标系内，那份曾经坚不可摧的“我们”，如今需要更多的解释与聆听来维系，亲密中掺杂着礼貌的审慎，我恍然，我不仅是从地理上归来，更是试图从一段共时性的生命历程中归来，而那条共时的河流，早已分道扬镳。
父亲沉默地坐在阳台,背影对着繁华的街市，我走过去，与他一同俯瞰这片灯火，他忽然开口，声音混在晚风里：“这城市，变得快，我们老了，跟得吃力，你回来，觉得它新；我们天天看，也觉得它新，像个不太熟的邻居。”那一刻，我心头一震，原来，感到“方式不对”的，不止我一个，在这片飞速变迁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归来”的窘迫——向记忆中的故土归来，向想象中的未来归来，却常常扑空，父亲的“新”，是熟悉被剥离的怅惘；我的“新”，是记忆无法着陆的悬浮，我们，竟成了同一片乡愁里的同路人，只是愁绪的指向，一为逝去的，一为未曾真正拥有的。
临行前的夜晚,我独自漫步到儿时常去的江边，防洪墙修葺一新，霓虹倒影把江水染成一条流动的彩缎，不复当年野渡舟横的昏黄静谧，一个孩子踩着滑板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留下一串清脆的笑声，我忽然明白，我所以为“不对”的归来方式，或许才是唯一的、正确的方式，故乡从未承诺永恒不变，它只是一段特定时空与情感的交汇，我携带着彼时的烙印归来，渴望验证一个静止的标本，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奢望，真正的故乡，不在某个确凿的经纬度，不在某一成不变的街景里，甚至不完全在至亲的容颜中，它是我体内那座由记忆、气味、口音与情感共同构筑的、不断微调的城，每一次“归来”，都是这座内心之城与外部现实的一次艰难谈判、一次痛苦而必要的更新。
雨又渐渐沥沥地下了起来,我转身，不再试图寻找那条“对的”路回去，因为路本身，连同路尽头的家，都已在这场无声的代谢中，拥有了新的轮廓，我接受这“不对”的方式，接受这错置中的确幸与清凉，或许，所有深情的归来，都注定伴有一种“不对”的惘然，而那惘然深处，正滋长着对变化本身最诚实的敬意，以及对“下一个远方”与“下一次归来”的，平静的敞开，我不再是归人，也并非完全的过客，我只是一个在永恒变迁中，学习如何与自己、与来处一次次重新相识的旅人。